初级阶段肩负两大“双重使命”

　　《瞭望》：从现实来看，改革和发展中积累的某些深层次矛盾和新问题日益凸显，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对改革进程的影响？

　　郑必坚：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无需讳言，也不应当讳言。据我多年亲身体验和观察，党中央采取一种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历来非常重视并且勇于面对这些问题。改革开放30年，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一次中央全会，研究分析的都是实践中遇到的重大紧迫问题。

　　同时，我又亲身体验和观察到，党中央对待这些问题又总是十分清醒地把握两条：一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决不因某些具体问题而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另一条，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来解决。也就是说，面对问题，回头走老路是死路一条，搞私有化走邪路也是死路一条，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惟一正路和真正出路。

　　举例来说，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关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腐败等等问题，在某种观点看来，都应当归罪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体制改革，甚至归罪于整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难道能够这样看吗？实际上，在确定市场化改革目标之初，党中央就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没有现成经验，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发生。因此，要求我们既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又要善于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错的赶快改。正是由于我们党以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市场化改革，实践的总结果才能够像今天这样有力地证明：中国摒弃了计划经济体制，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在短短30年时间里就根本改变了短缺经济的停滞落后状态而迅速发展起来，从一个政治大国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大国。

　　至于一个一个具体问题，也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比如，在改制进程中，特别是在改制前期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提出的很多个案，情况复杂。有的实际上属于正常转制，有的则确有问题。问题方面，有的是工作经验不足造成的，有的则确与有些干部腐败有关。这两年已经出台一系列有力措施，通过深化改革，逐步求得较好的解决。

　　又比如，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也需要具体分析。总体而言，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群众收入已有大幅度提高，特别是绝对贫困人口由两亿五千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现在的问题，主要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还存在发展不平衡和较大的收入差距。这里既有工作中的问题，又有历史和自然条件等长期形成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如何评估差距的问题(各地货币收入的实际购买力不一样)。要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解决公平问题，同样还是要靠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靠高效率的发展。

　　总之，以改革开放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为由，就从根本上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只有一以贯之和旗帜鲜明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才能一步一步地在解决这些经济社会发展中突显出来的矛盾和问题上，真正取得实质性的更大进展。

　　《瞭望》：从发展环境和形势看，为什么很多决策面临“两难”抉择？

　　郑必坚：这当然有种种具体的原因。而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基本国情决定我们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此阶段上我们所担负的使命就具有某种特殊复杂性。这集中体现在两大项“双重使命”：

　　第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通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和促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又要促进社会公正，走共同富裕道路。由此而来的特殊复杂性就在于：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这样那样具体的问题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在长远发展上是统一的，在发展过程的一定阶段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比如说，既要推动发展城市化、又要反哺和振兴农村；既要支持东部继续率先发展，又要加大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发展的力度；既要继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更好地关注低收入群体；既要继续讲求效率，又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还有，既要加快发展，又要保护环境，如此等等。即是说，都不能只顾一方面而不顾另一方面，所以叫做“两难”，而且都只能放在一个较长过程当中才能逐步解决。这就要求我们清醒把握问题的两重性和长期性，并且把握好处理问题的“度”。

　　我们一定不要把“双重使命”对立起来，而要力求统筹兼顾；我们也一定不要设想一蹴而就，而要尽可能在妥善处理当前问题的同时，把人们引导到理解问题的两重性和过程的长期性上来，尤其要把人们引导到继续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来。归根到底，只有通过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是真正能够保证实现这个“双重使命”的最根本、最重要的物质前提。

　　又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继续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传统工业化，又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赶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且至今方兴未艾的现代科学技术新的“伟大的革命”。由此而来的特殊复杂性，则是我们面对双重的历史性挑战：一方面，面对资本主义由18世纪中叶起到20世纪中叶这二百年间，所实现的以大机器工业和电气化为特征的产业发展的挑战；另一方面，面对资本主义由上世纪70年代开始而方兴未艾的，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新能源等等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所以，我们不但要急起直追，缩短和消除过去二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完成工业化；而且要奋力跃入新技术革命洪流，向着21世纪中叶的新的现代化水平前进。

　　也就是说，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所要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不能仅仅复制旧发展方式下“钢铁文明”、“机械文明”那样水准的生产力，更不应一股劲重复旧发展方式下那种资本、技术排挤劳动的道路。而应把产业升级、设备更新、核心技术创新和整个创新活力之解放，提升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生态文明的水准和境界；与此同时，又应是把在资本、技术和劳动更好结合基础上的创业活力之解放，提升到能够在我们这样十几亿人口大国实现持续充分就业的水准和境界。

　　积30年之经验和教训，只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同时，力求针对这两大“双重使命”在具体实践中这样那样的矛盾而把握好处理问题的“度”，这样坚定、清醒地干下去，一直干到21世纪中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担负的两大“双重使命”就一定能够完成。

　　《瞭望》：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应如何借鉴和学习国际经验？

　　郑必坚：中国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双重使命，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以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把握时代特征，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包括研究和借鉴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所以，我们在强调坚持中国特色、坚持中国独立自主的高度自觉的同时，又强调要以高度自觉向外国学习。

　　而学习外国，归根结底是为了形成和创造中国自己的特色。有特色才有生命力，有特色才有竞争力。毫无疑问，对国际经验，我们还要继续老老实实地学习和借鉴下去；对中国特色，我们还要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下去。这也算是一条规律性认识吧。

　　总之，有87年奋斗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在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30年中，形成了这样一套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使社会主义能够充满活力从而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并经长期奋斗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这实在是党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中华民族之大幸。这又一次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关节，仍然能够以自己的奋斗来代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前途，并且能够凝聚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奋斗来代表这个伟大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