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董玉飞“再坚强一点”,他将享受到北川震后的首个双休日

    但如果双休日能解决问题,或许这个汉子也不会结束自己生命

    震后5个月发生了什么,是怎么样的压力竟比8级地震更夺命

　　三尺红布钉在门楣上方,随风无声飘动。据称为了辟邪。

　　四川安县老县城安昌镇,安州大道中段,一栋装修粗陋的二层民房。二楼有套两室一厅,曾是北川县农办的办公、住宿两用房,后来成为宿舍。这是一个缩影,绝大多数北川干部在类似条件下生活、工作,艰苦、压力大,且要承担与家人分居之苦。

　　10月3日下午,北川农办、救灾办主任董玉飞在此,用一根细棉绳结束自己40岁的生命。现场留有遗书,较为核心的一句话是“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

　　10月8日,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同时,这起四川灾后首例政府官员轻生案现诸媒体。

　　10月11-12日,北川干部迎来震后首个双休日。

　　当我们迎着阳光,带着周末遗留的一点点慵懒开始新一周的工作时,不禁感慨,在遥远的北川,董玉飞终于还是等不到这个双休日。然而双休日能否承受地震灾区干部的心理之重?我们追寻一个灾区干部自杀的前后细节,试图追问,是什么样的压力比8级地震更甚,以至于能击倒一个英雄干部,而怎么样才能解除像堰塞湖般高悬的心理阴影……

　  遗书透露压力太大

　　40岁的女房东苟兴碧当然记得那个可怕的下午。

　　“4点钟,我在外面工地做小工,就被人叫回家,说死了人。回来一看,家里挤满人,30多个,还有警察。”她根本没想到,死者会是董主任,“高高大大,好开朗、好和气的一个人”。

　　自杀时间大约在下午3点多,最早发现者是董的爱人李曌。当天中午,李曌接到董的来电,叫她前往宿舍送衣服。下午3点半左右,李曌赶到,可叫不开门,打手机也只听见二楼手机在响却没人接听。

　　李曌慌了,来到不远处的现北川农办办公室,找到董玉飞的同事刘丰(化名)。他们一起把木梯架在凳子上,正好够着二楼房间窗户。李曌先爬进去,当场哭得稀里哗啦。刘跟着爬入,发现董已经不行了,“倒在地上,没气了,但体温还有”。刘试图对董进行人工呼吸,但抢救无效。

　　董玉飞是绳套床柱睡在床吊死的。后来,坊间有其“利刃抹喉”的说法,显然是警方对案情格外保密,外界误传所致。

　　自尽现场,电磁炉上已熬好一副中药,余温尚在。10天前董被查出患有前列腺炎。书桌上,一叠报纸压着一纸遗书。刘丰往遗书匆匆一瞥,记得是交代他弟弟董卓锴的:“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我已经年过四十”,“弟弟你要像对待亲姐姐一样照顾好嫂子”,“我不孝,跪拜父母、岳父母”。

　　弟弟董卓锴是北川县白什乡乡长,在地震中失去妻儿。他听闻噩耗,从白什乡赶来时已是深夜。他对记者说,遗书主要表达了哥哥生前的繁重工作和失去爱子后的悲痛。

　　警方向记者透露,董玉飞去世当天即介入调查,确定为自杀身亡,不过,“遗书内容不方便告知”。但无论何种说法,遗书核心内容很一致:“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

　　10月5日,北川方面在桑枣镇给董玉飞举行一个简单的送行仪式。上百干部、群众自发前往,无人不动容,无人不落泪。

　　玉飞的办公桌仍未清理,上面依序摆放蓝色文件夹、文具、通讯录、10厘米厚的工作材料。最后的工作印迹,是最上面的10月3日、第57期的《重建专报(农房)》,上载建设进度,“需恢复重建永久性住房37827户。今日开工1户,累计开工10025户；累计已完工1393户”；以及问题反映,“交通不畅,建材运输困难,农房重建工作进展缓慢”。

　　尽力将丧子之痛隐藏在一个省略号里,但终于放声痛哭

　　董玉飞之死,由地震而起,这是众人一致的看法。

　　然而,在惊魂未定的众人口中,董玉飞地震丧子的细节却难以尽述。大灾突至,大家都在承受每一份切身之痛,清晰重放一些记忆的同时,另一些记忆又变得模糊不清。

　　大家只记得基本事实:董玉飞在地震中失去了儿子、侄儿、弟媳。

　　地震发生瞬间,北川农业局大楼一楼整体坠入地下,二楼变成一楼。彼时,董玉飞正在二楼办公,乃得以连滚带爬逃出。他的第一反应,是转身寻找幸存职工,并动员职工抢救其他人。

　　震后,根据北川县委、县政府的要求,所有机关干部都写了“抗震救灾24小时纪实”。董玉飞生前提交给县委组织部的纪实手稿,仅短短一页A4纸,讲述了他从地震发生前约1小时,到6月12日整整1个月的工作记录。纪实中,董玉飞在农业局大院内,将一名妇女和小孩带出,将同事的妻子背到县委草坪……

　　董玉飞只字未提儿子。但纸上唯一的省略号,却让人看出他内心难掩的伤痛。省略号出现在这样一句话中:“有人告诉我,曲山东校(原文为”小“)区救出学生……”曲山小学东校区,是儿子董壮上学的地方。

　　较多的细节,只能在今年第16期的《农村工作通讯》上找到,文章标题是《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记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农业局局长董玉飞》:

　　14日下午,在县城连续搜救幸存人员两天后,疲惫的董玉飞昏昏欲睡,恍惚中他似乎看见爱子在和自己嬉戏。猛地,他回过神来,想起自己心爱的儿子和亲人还埋在废墟中,立刻跑去寻找。他想要尽到一个做父亲和大哥的责任。在曲山小学东校区废墟处,董玉飞不停地呼喊着爱子的名字:“董壮、董壮……”他发疯似的在教学楼废墟残骸中挖扒,终于在教学楼楼梯处,找到了自己儿子。但为时已晚,儿子已经停止了呼吸,董玉飞抱着儿子的遗体,悲痛万分,他仰天痛哭,不停地重复着:“儿子,爸爸对不起你、爸爸对不起你……”而董玉飞被埋在县政府办公楼的弟媳和上幼儿园的侄儿,则始终不见踪影。

　　有人把丧子之痛与董玉飞所患的前列腺炎联系起来,猜测董玉飞或许担心病情影响生育能力,破灭了再要孩子的希望。但这种猜测再也得不到证实。

　　北川县委宣传部给记者出具一份通稿说:“地震之后,董玉飞经常谈及儿子,总觉得对不起儿子,不愿承认儿子遇难这个事实,为此常常是泪流满面,失声痛哭”,“地震发生后因组织人员开展救援,没时间去救自己的儿子,两天后才去把他儿子的遗体找到,因此内心很愧疚”,“他听曲山小学生还的学生说,在地震发生时,他的儿子已经跑出来了,可又冲进去救其他学生时遇难了,他和儿子的感情特别的深,他心里很痛苦”,“他弟弟董卓锴的爱人和小孩也在地震遇难。因此地震之后长时间始终处于痛失爱子和痛失亲人的阴影里,不能自拔”。

　　事后统计,在董玉飞带领之下,农业局职工共从废墟中救出、转移受灾人员120余名。震后72小时最佳救援时间里,他一直奔走在救人一线。

　　然而,在10月3日,在迈向死亡的最后一刻,这个英雄干部终于不能把自己从心理崩溃的边缘拯救回来……

　　替人疗伤的“北川病人”

　　从地震到自杀,作为灾区干部的董玉飞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轻生的念头如何一步步积攒,最后“震”垮这个壮年汉子?

　　地震给北川农业局带来重创,全局45名干部职工,11人遇难或受重伤。可救灾工作仍要开展。

　　作为局长,董的工作职责包括:安顿本单位职工,统计全县农业受灾情况,指挥完成夏收等工作,对口帮助贯岭乡群众的安置和重建工作。虽然北川人员伤亡,“双抢”(抢种抢收)工作棘手,但经他统筹,到5月底,北川已组织抢收小春作物6.63万亩,安排补种大春作物6.3万亩。

　　需安置的灾民太多,不少工作人员家里也有伤亡,干部群众情绪极不稳定,董玉飞此刻要压抑自己的内心波动,做好劝解和疏导工作。

　　“为了排解别人的不佳情绪,自己往往会受到压抑、感染。久而久之,心理内伤也会淤积。”一名曾与董玉飞一道参加过救灾疏导的干部对记者说。

　　工作、生活条件也极其简陋和动荡。

　　由于北川新县城选址一直待定,北川县委、县政府的驻地在灾后数易其址。从最初北川中学附近的帐篷,迁至北川擂鼓镇的帐篷。期间,还曾在安昌镇天龙宾馆的大堂设立临时办事处。县里的各委、办、局则挤在旁边的一间火锅店里,甚至“三个单位合用一个桌子”。后来化整为零。县级61个单位分散租用安昌镇的民房作为办公地兼集体宿舍。

　　县农业局租下安县电力公司隔壁一小巷深处的民房,上下两套两室一厅,39名干部办公休息、吃喝拉撒全部在此。行军床并列,可以想见呼噜声相闻。办公桌就在枕边,文件堆积如山。

　　但这没什么可挑剔的,其他单位的情形也相差无几。董玉飞两口子还算幸运,作为双职工还能在一起。而幸存的北川干部中,有近400人遭遇丧偶之痛。即使夫妻都在,大部分人也被迫过着分居生活。

　　面对艰巨的重建工作,农办是个累人口子,有干部评价其为“事情不少,经费不多”。

　　只要与农口沾边的事,都由农办统筹。“比农业局的工作宽得多,农、林、牧、副、渔、气象、供销社,不少口子可以归进来。光一个农房建设就难得不得了,省里把擂鼓镇设为农房建设试点镇,事情就多了。除了下乡检查、调度,还要写汇报材料,日报每日一报、简报每周二期。上面有文件,要写贯彻实施意见。上级来检查,要加班写汇报,设计有文有图的展板。动不动就熬夜,累得很。”一名知情干部透露。

　　“我每天要汇总农户受灾情况,制成60多份专报材料交给县领导,一天也拖不得。”一名农办干部反映。“有时候我跟董主任下乡,忙到三四点还没有吃午饭……”另一同事回忆。

　　5月震后,北川干部无双休。6月,北川出台规定,原则上每周六可以休息。但这个规定执行起来并不容易。8月至9月,北川再次出台规定,要求各部门人员强制轮休一周,但仍是部分休息、部分未休。

　　地震中,北川有466名干部遇难,占震前干部总数的23%,但震后面临的工作量却数倍于震前。

　　北川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的第二天,就发布通知,规定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早上7时30分上班；实行轮休制,所有岗位每天必须有人在岗；实行请销假制度,请假必须到人力资源调度组备案；对不服从安排的,严肃处理。

　　几天后,指挥部又发布通知,进一步要求每个干部必须实行每日报告制度。“抗震救灾像打仗,需要战时纪律。全国人民都在无私支援灾区,灾区干部岂可偷闲?”

　　对于休息制度,北川县委有关领导也坦陈“确实做不到全面覆盖”。

　　作为农办主任,董玉飞工作连轴转当然是家常便饭。连房东苟兴碧都发现,“经常我们睡了,他才回来。有时晚上11点,有时凌晨1点”。同事反映,董生前也曾表示自己身心疲惫。

　　今年国庆,本是灾后的第一个长假。可县里提出要求:中央、省、市援派的干部国庆节原则上可以回家,本地的干部原则上就不要休息了。

　　从英雄到轻生,心病之猛猝不及防

　　9月中旬,董玉飞在一次体检中,查出患有前列腺炎。

　　9月24日,北川突降特大雷暴雨,引发大面积泥石流大灾。

　　3个多月的重建成果,一下子荡然无存。董玉飞主抓的农口工作遭遇重挫。

　　24日,几乎与大灾同时,董玉飞住进绵阳四零四医院。同事曾国和的手机里还留有董玉飞于26日回复的短信:“谢谢关心。主要是心情问题,身体都是些小毛病,无大问题,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

　　但董玉飞从没放弃关心工作。“即使是农办普通干部,那时一天也要打100多个工作电话。他不可能不急”。

　　北川县委办刘开曙主任给记者看董玉飞发来的手机短信。一则发于9月22日8时,“刘主任,我因事已向王县长请假,工作上的事你直接和唐主任研究,我给他说了的。”一则发于9月29日18时,“国庆不放假,你们可否排班轮休,要我回来请说一声,该安排慰问的请直接办理。”

　　10月3日,董玉飞病未痊愈,拎着两副中药和一些西药,从绵阳赶回安昌镇。

　　“董主任出事那天上午还回了一趟办公室拿工作报表,没看出有什么异常的地方”,董的一位女下属说。

　　曾国和是最后见到董玉飞的同事,也同样没感觉异常。

　　大约10时,曾国和在办公室打电话,见到许久不见的董玉飞出现在门口,就挥手致意。董报以微笑,同样挥了一下手。曾很快打完电话,追出门去,但董的背影已消失不见。“董主任那个微笑,绝对是灿烂的。”曾回忆。

　　李曌也根本没想到,当她按丈夫要求从绵阳送来衣服,从此竟是阴阳两隔!

　　记者遍访董玉飞生前熟人,数十人竟无一认为他的去世有预兆。有人甚至坚持认为,灾后,董“很乐观,重燃了对未来的美好希望”。例子是董玉飞开始戒酒,想重新生个小宝宝。

　　北川宣传部的情况说明中,“据董玉飞的家属讲,他生前患有抑郁症”。

　　但董玉飞最终还是倒下了。有人唏嘘慨叹:“8级强震没有震垮他,痛失爱子的打击没有击垮他,浑身是伤在废墟中日夜抢险救人没有拖垮他,一根细细的棉绳永远地带走了他”。

　　灾区干部需要的不仅仅是双休日

　　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北川县委书记陈兴春、县长经大忠首次以主要领导的身份直面董玉飞自杀事件,谈到大灾之后自己、干部和百姓如何减压、疗伤的问题。

　　同日,北川县委办、县政府办发出100来字的《关于调整作息时间的通知》,“为了保护干部职工的身心健康,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从即日开始,北川实行正常双休日和新的作息时间,即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2:00-5:30为正常上班时间。

　　但是,众多北川干部乃至地震灾区干部需要的,不仅仅是双休日。

　　此前的10月8日,北川县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正在制定针对全县基层干部的异地轮训计划,加强对一线灾区干部的心理干预及辅导,在地震中失去子女和同时失去配偶子女的干部是轮训的主要对象。该负责人说,将出台的规定并非因董玉飞事件而起,而是对前期相关规定的提升、完善与充实。灾后重建期间,抚慰、关爱、解决特殊困难等也在同步进行。像北川县委组织部,已按照县委要求,先后组织人员,对820余户家属遇难的干部职工及遇难干部职工的家属进行了走访、慰问。

　　北川官方并不避讳,地震对干部打击很大。经大忠称,打击不仅表现在董玉飞身上,很多干部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经大忠也有数位亲人在地震中丧生。

　　不可忽视的还有物质关怀。在某种程度上,这甚至是精神关怀的基础。

　　9月23日,四川副省长黄小祥表示,“目前各级财政、对口援建、社会捐赠和一些特殊的支持,加起来能够提供的重建资本大约占所需的不及25%”。并且,随着灾区关注热潮渐退,灾区干部遭受的压力相应加大,这是不争的事实。

　　北川农业局反映:震后,该局接受募捐资金仅为21.5万元,目前没有明确援建单位,也无任何援建款物。原有的3辆下乡汽车,地震毁掉2辆,剩下1辆难以开展工作。“更不要说干部住宿、办公条件极差了”。

　　冬天转眼就到,北川人要添置冬衣了。即便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建身上的厚衣服也仅有一件茄克衫,而且是别人给的。在北川,一个科员一个月的收入约为1000—1300元,科级干部约为1300—1700元。但他们却要承担“租房、照顾小孩在绵阳读书”等种种生活压力。本来,按照相关规定,北川公务员可以获得一笔公务员综合补贴,也因地方财政不足而无法到位。

　　新县城选址是个极为迫切的问题。这个都没确定,工作、生活很不安心,干部职工的住房重建计划也根本排不上日程。有人向记者反映:“听说国家有文件,每个干部可以补2.5万元,还没到手,省、市好像还没动静。我们什么时候能住进自己的家?”

　　北川县委组织部透露,关爱干部的方案中,也将包括改善干部待遇。

　　从唐山大地震、伊朗大地震等无数地震中,世界心理学界总结出一条铁律:地震发生,受灾幸存者焦虑之后是抑郁,严重抑郁的结果是漠视生命。半年之后,是特别需要关注的节点。

　　对灾区广大干部职工来说,心理问题也许才以一个个别、极端的事例凸现。这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董玉飞最后的人生轨迹

　　5月

　　5月12日大地震发生后。董玉飞马上寻找幸存的职工。在他的带领下,农业局的职工先后从废墟中救出和转移受灾人员120余名。之后的72小时最佳救援时间里,董玉飞奋战在救灾第一线。

　　5月14日下午,董玉飞在曲山小学东校区教学楼废墟的楼梯处找到了年仅12岁儿子的遗体。住在县城的弟媳、侄儿也同样葬身于垮塌的房屋之下。

　　6月

　　6月30日,董玉飞被绵阳市评为“抗震救灾先进个人”。

　　7月

　　7月1日,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农业部联合表彰授予董玉飞“农业系统抗震救灾英雄”称号。同月,董玉飞调任县委农办主任。随后不久,兼任北川县农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8月

　　8月,原来酒量“相当不错”的董玉飞开始戒酒,滴酒不沾。有亲近的同事得知,董玉飞已筹划再要一个孩子。

　　9月

　　9月下旬,董玉飞因查出前列腺炎住院治疗。9月24日,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和泥石流让北川雪上加霜,董玉飞主抓的农房建设工作遭遇重挫。9月29日,董玉飞离开医院。

　　10月

　　10月3日上午,董玉飞最后一次上班。同日下午,以绳索自尽。(统筹胡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