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面对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人们思绪万千,感慨万端。究竟是什么使中国发生如此之巨变,充满希望地活跃起来了呢?其根本经验是什么?给了我们哪些重要启示呢?
带着这样的问题,金秋十月,新华社记者采访了76岁的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
根本经验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30年历史巨变,可以从多方面,用多视角来观察,而其中最突出的一条,或者说最使十几亿中国人受惠的一条,就是在新时期,从根本上改变了封闭僵化的颓势和万马齐喑的沉闷,真正充满希望地活跃起来了。
记者:据了解,您是我们党参加中央全会文件起草次数最多的理论干部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您参与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此后又相继参与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报告的起草,同时参加了这期间各次中央全会的理论性纲领性决议的起草,您还参与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整理工作。从这样的经历出发,您怎样看待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经验?
郑必坚:这30年间,我国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在这个伟大历史进程中,共产党领导人民开拓进取,创造和积累了多方面的宝贵经验。党的十七大报告概括的“十个结合”,是这些经验的完整综合和总结。而所有这些经验,从根本上说,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记者:您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郑必坚:30年历史巨变,可以从多方面,用多视角来观察,而其中最突出的一条,或者说最使十几亿中国人受惠的一条,就是在新时期,从根本上改变了封闭僵化的颓势和万马齐喑的沉闷,真正充满希望地活跃起来了。
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5月曾经说过: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还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际上,中国共产党这30年最为重视的就是这个“活跃起来”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之有无活力的问题,就是人民群众精神状态是沉闷还是活跃的问题。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一个社会主义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改革开放推动下,实现了世界近代以来大国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持续高速发展。显然,这样一种罕见的“井喷式”发展势头还将长期持续下去。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活力,已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现象。
30年改革进程可概括为四大历史段落
围绕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这条主线,可以把这段历史粗略概括为头四年、中间两个十年和最近六年,这样四个大段落。
第一大段落从1978年到1982年,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第二大段落从1982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经济活跃起来,对外开放由点到线再到面;第三大段落,从1992年到2002年,中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第四大段落,2002年以来,进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崭新阶段。
记者:改革开放是一个波澜壮阔、丰富生动的伟大进程,您能否简要梳理一下这一进程的历史脉络?
郑必坚:围绕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这条主线,可以把这段历史粗略概括为头四年、中间两个十年和最近六年,这样四个大段落。第一大段落,从1978年到1982年,是“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的四年”。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农村经济活跃起来,短短三到四年就初步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
第二大段落,从1982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是“开始全面改革,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道路、基本路线并大胆探索改革目标的十年”。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出现了“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式的加速发展时期,城市经济活跃起来,对外开放由点到线再到面,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记者:从这时起,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社会又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挑战。
郑必坚:对。第三大段落,从1992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前,是“经受住政治和金融风波考验而更加坚定奋进,有系统地确立指导理论、基本纲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实现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的十年”。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在1992年到1996年年均增长12.1%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内需,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同时使国家计划管理由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计划转变,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逐步形成。集中到一点,就是经过这一段落的持续改革和发展,中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
第四大段落,也就是从2002年以来这最近6年以至今后,乃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明确界定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更高地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六年”。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21世纪头7年经济总量保持两位数稳定增长,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和国有经济重大项目上了新的大台阶,人民生活也上了新的大台阶,并且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公平正义,进入了一个以更高自觉致力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同时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使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更加协调推进的崭新阶段。
继续改革才能解决深层次矛盾和新问题
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无需讳言,也不应当讳言。党中央对待这些问题总是十分清醒地把握两条:一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另一条,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来解决。
记者: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也逐渐突显出一些深层次矛盾和新问题。比如城乡差距、贫富分化以及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和百姓的不满。对这些问题您怎样看?
郑必坚: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无需讳言,也不应当讳言。据我多年亲身体验和观察,我们的党中央就是采取这样一种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历来非常重视并且勇于面对这些问题。改革开放30年,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一次中央全会,研究分析的都是实践中遇到的重大紧迫问题。党中央对待这些问题又总是十分清醒地把握两条:一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决不因某些具体问题而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另一条,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来解决。
记者:有一种观点将这些问题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体制改革联系起来,甚至对改革开放产生动摇和怀疑,您认为应当如何澄清是非?
郑必坚:实际上,在确定市场化改革目标之初,我们的党中央就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没有现成经验,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发生。因此,要求我们既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又要善于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错的赶快改。
至于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则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比如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公正问题。总体而言,30年来人民群众收入已有大幅度提高,特别是绝对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2000多万,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现在的问题,主要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还存在发展不平衡和较大的收入差距。这里既有工作中的问题,又有历史和自然条件等长期形成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如何评估差距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同样还是要靠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靠高效率的发展。
两大项“双重使命”和“五大挑战”需直面
第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通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经济体制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又要促进社会公正,走共同富裕道路。另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继续完成传统工业化,又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赶上现代科学技术新的“伟大的革命”。
五大挑战:一是物质资源包括能源资源短缺的挑战,二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一系列重大严峻问题的挑战,四是自然灾害挑战,五是国际范围的危机挑战。
记者:我们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是为了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启示。而解决现实问题,必须从国情出发。您认为应如何把握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
郑必坚:我想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所担负使命的特殊复杂性问题,希望引起深刻的注意。这种复杂性集中体现在两大项“双重使命”。
第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通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和促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又要促进社会公正,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是个“两难”命题,其特殊复杂性就在于: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这样那样具体问题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在长远发展上是统一的,在发展过程的一定阶段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不能只顾一方面而不顾另一方面。这就要求我们清醒把握问题的两重性和长期性,并且把握好处理问题的“度”。
另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继续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传统工业化,又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赶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且至今方兴未艾的现代科学技术新的“伟大的革命”。也就是说,中国在本世纪上半叶所要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应是把产业升级、设备更新、核心技术创新和整个创新活力之解放,提升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生态文明的水准和境界;与此同时,又应是把在资本、技术和劳动更好结合基础上的创业活力之解放,提升到能够在我们这样十几亿人口大国实现持续充分就业的水准和境界。
记者:这种局面在其他国家发展历史上是否有过先例,我们应当如何承担这两大“双重使命”?
郑必坚:如此艰巨复杂的两大“双重使命”,是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大国工业化、现代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我们只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同时力求针对这两大“双重使命”在具体实践中面对这样那样的矛盾而把握好处理问题的“度”,这样坚定、清醒地干下去,一直干到21世纪中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担负的两大“双重使命”就一定能够完成。
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怎么看待并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
郑必坚:所谓挑战,归纳起来大体是三大挑战:一是物质资源包括能源资源短缺的挑战,二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一系列重大严峻问题的挑战。由此可见,在21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头10年、头20年,我们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实在是够多够大的了。实际上,事情还不止于此。如果再考虑到巨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包括已经发生的今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也包括未来岁月可能发生的其他巨大自然灾害,那么这就是第四大挑战了。此外,就国际方面来说,新条件下国际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军事的种种压力,包括当前国际范围同时发生的金融、能源、粮食三大危机,也包括未来岁月国际范围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危机,那就是第五大挑战了。
还必须强调一点:这“五大挑战”,又是在我国拥有13亿人口并且还会在本世纪上半叶继续增长到15亿人口这样一个“总背景”之下。这可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哪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的,绝无仅有的“总背景”。
本版文图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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