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卖手印”能赚钱,安徽省小岗村村民严金昌的手印比很多干部的都值钱。

　　30年前,严金昌在曾经推动了中国农村重大变革的“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上摁下手印,那份协议现在成了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

　　两年前,严金昌摁了另一份“手印”。

　　他和十几户农民一起,以每亩500元的价格把自家的两亩土地出租给一家上海养殖公司,发展规模养殖,年终参与分红。

　　或许要过些年头,才能显出严金昌这个“手印”有多值钱。但是两个手印之间近30年的时空穿梭,本身已足以在中国史册上金光闪闪。

　　对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来说,当年小岗村民摁手印时的那种石破天惊,已经难再复制。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前后的年头,向着土地的求索和突破,正在中国各地进行着,一个个“手印”的背后,是向着改革破势深入的思考的头颅。

　　比起思想线路的风云变幻之争、国企改革的巨额资产流转悲喜剧,农村一亩三分田上的规划格取,往往显得枯燥无味,但是不直面大地的缄默,便无法听到大地的轰鸣。

　　展开一张“中国新土改地图”,我们仿佛在大地上看到两个沟壑分明的大字———改革。

　　后来,小岗村又发生了什么

　　和严金昌一样把土地租出去的农民,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则接受了这家上海公司的反聘,成为企业员工,每人每月领取600元左右的工资。

　　今年65岁的严金昌也接受了公司聘用。不仅如此,因为养殖经验丰富、具有一定号召力,他还被提升为这个占地200多亩的现代养殖场的管理者。

　　“年薪、土地租金,再加上年终分红,这可比一年到头种地划算得多。粮食种得再好,一年的收成也不会超过1000元。”这位30年前领头实行分田到户、自主生产的老农现在成了土地集中流转、发展合作经济的积极倡导者。

　　他说,小岗村耕地面积大约2000亩,其中60%目前出租流转被集中起来用于发展蘑菇、花卉、葡萄规模种植及家禽养殖等。

　　这种集中利用土地、实现规模经营的新型合作经济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实惠。2007年,小岗村人均收入已达6000元,而当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4140元。

　　故事背景板又放在小岗村,并不是因为“改革的习惯”这一浪漫原因。和当年一样,一切关于土地的改革,都来自关于土地的窘迫。

　　度过当年“小岗改革”带来的农业黄金期后,随着上世纪90年代城市化的发展,小岗村也面临着农村劳动力、土地、财政资金大量流入城市的问题,加上农村各种税费、提留统筹等负担加重,农村发展进入“低迷期”。

　　“最近几年,农资价格不断上涨,咱农民更加看清了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不能致富,”严金昌说,“发展规模经营、实现产业联合是大势所趋。”

　　安徽省三农问题专家何开荫说,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村成片土地抛荒、闲置,水利等农田基础设施年久失修,这些因素也推动了土地的合理流动。

　　争议再度“找到”了小岗村。

　　有人说,认为将土地重新集中,是倒退到了计划经济模式。

　　对此,村委会主任关友江说,村民们由当年打破集体模式“单干”到重新组织起来,不是开历史倒车,而是“分田到户”模式的延伸。和30年前一样,今天的改革同样是为了摸索致富之路。

　　“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强制行政手段完全不同,小岗村今天的改革是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尊重农民的自主权。而且,村集体没有收回土地的承包权,租借合同一旦期满,土地仍将归还每家每户,土地权益最终还是农民的。”年逾花甲、曾经也是“分田到户”带头人之一的关友江说。

　　“发展农村经济有很多路可走。小岗村还在摸索,希望找到一条最适合自己的道路。”小岗人说。

　　山东宁阳,福建三明……记不住这些名字,请记住土改新探索

　　同样的探索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着,这些探索长着各种各样的脸孔,甚至顺延着各种各样的理论路径,但是有一个相似的关键词:土地流转。

　　在山东省宁阳县,这个并不特别出名的地方,人们探索着建立起“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转路子和“底金+分红+劳务收入”的土地流转分配方式。

　　具体来说,就是农户以土地经营权为股份共同组建合作社,按照民主原则对土地统一管理,不再由农民分散经营,而是挂靠龙头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当然最关键的还是钱怎么分,合作社按土地保底和按效益分红,年度分配时,首先支付社员土地保底收益每股(亩)700元,留足公积公益金、风险金,然后再按股进行二次分红。

　　具体到农民田修屯身上,这些绕口令般的规则变得鲜活起来。

　　田修屯说:“俺一家有五亩承包地,土地流转前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由于种植粮食季节性强,拴人拴得很死,三个劳力都用在伺候种粮上。算下来,五亩地每年纯收入也不过2400多元,刨去婚丧嫁娶、人情往来,日子过得非常紧巴。”郑龙村有机蔬菜合作社成立后,田修屯将四亩承包地作股份加入,仅底金收入、分红和他在本村打工取得的纯收入就有8300元。此外,通过土地流转,田修屯的儿子、儿媳两个劳力从土地上解放出去,到青岛打工。去年,两个人打工的劳务收入在6万元以上。

　　而在温州,人们在土地改革上,似乎看到温州人造皮鞋和“炒房团”那样的智慧。

　　“有地不种,想种没地”的问题同样困扰着作为市场经济活跃地区的温州。温州农户把承包田有偿转包给大户集中经营,模式包括招投标式转包、“中转站式转包”和“中介机构合同转包”等三种。作为温州土地流转的主要模式,目前种粮大户转包模式承担着全市40%以上的早稻生产任务。

　　而在福建三明市,针对农户因缺乏可供担保财产导致融资难问题,该地农村信用社从2006年起探索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业务,目前全市农信社累计已发放该类贷款318万余元。

　　在甘肃,该省首个土地股份合作社———甘肃省庆阳市宁县民生农民专业合作社近期正式在工商部门登记成立。

　　而首都北京的动作更引人注目。

　　上月,从北京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传出,北京拟借鉴天津的“宅基地换房”模式,推行集体土地流转试点工作。北京市副市长赵凤桐表示,北京目前正在进行对农村宅基地、集体土地流转的政策研究。

　　而借鉴天津的“宅基地换房”的做法,结合北京实际情况,在城乡接合部地区进行探索的举措,正是由市委书记刘淇、市长郭金龙批示的。

　　山东宁阳,福建三明……这些名字现在远不如小岗村般响亮,未来也未必响亮。但是在鲜亮的“改革剧场”之外,这样的“无名市”、“无名县”都在进行着踏实的探索。而每个将改革向前推进的努力,都应得到尊重。

　　同样,在鲜亮的“改革剧场”外,除了漂亮的数字和经验,也有黯淡者。比如不少地区的土地改革遭遇叫停,甚至遭受处分。而全国政协常委、农业部官员钱克明此前说,成渝城乡统筹综改区进行的试点,尤其是备受关注的土地流转政策探索,由于尚无成功经验,将难以在三中全会后作为范例在全国推广。

　　但无论鲜亮抑或黯淡,每个探索都是踩在中国土地上的深重脚印,改革开放30年后再出发,我们必须善于在这些看似凌乱的脚印中,找出一条通往未来的可行之路。(杨智昌胡念飞钟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