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里的稻子翻滚着黄澄澄的波浪，村里惟一的一条水泥马路上不时有汽车来往穿梭。严宏昌比以往更忙了，作为30年前“大包干”的18个带头人之一，他不时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前来参观、调研、考察的各色人群，还要不时地接受来自全国各地各类媒体记者的采访。

　　“小岗现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今年60岁的严宏昌颇为深沉地说：“我们最担心土地问题，害怕借着流转的名义归大堆。”而他的儿子严余山最关心的是小岗如何致富的问题。这个在外面打工办厂闯荡了十几年的小岗新一代说：“必须发展二三产业才能致富。”

　　土地流转：有突破，有担心，路还长

　　小岗村的第一次土地流转发生在2001年，用于建葡萄园。先富裕起来的张家港市长江村为了帮助小岗村，计划在小岗建设一个工业园，后来由于地处偏僻和基础太差而未得实施，于是就改种葡萄，目的是给小岗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做出示范。

　　长江村投资150万元，派专业人员辅导，建成占地79.5亩的葡萄园，一切都是无偿的。需要的就是租小岗农民的地，每亩500元。消息传出后，上门者络绎不绝，一晚上就谈妥了，本村16户，邻村3户。时任村支部书记的严德友说：“那天半夜仍有人来敲我的门，要求转租。”

　　　2003年，小岗村进行了第二次土地流转，上海三农公司租用214亩地建了一个养猪场。后来，饲养的大明贡猪在本地没有价格优势，拉到上海销售成本又过高，到2007年效益不好便停止了。现在留下179亩地养猪，并种花卉苗木，办农家乐。小溪河镇党委副书记兼小岗村党委书记史学亮说，当时上海三农公司从农民手里租地，每亩一次性租金4000元，承包期即为租用期。

　　2006年，小岗村进行了第三次土地流转，安徽科技学院的大学生在政府的资金支持下到小岗创业，建起了双孢菇生产大棚，并带动了一些农民种蘑菇，179个大棚共占小岗及两个邻村150亩地，其中小岗村占地约100亩。

　　此外，小岗村农民养殖小龙虾自发流转土地20亩。

　　现在外界盛行的说法是“小岗村流转土地600亩”，但经过本报记者与史学亮、严德友等人掐着指头算，按原小岗村的口径即共计流转378.5亩，占原小岗村总耕地1800亩的约21%。

　　2006年，小岗村开始尝试进行大规模的土地集中流转，配合上海一家企业建设养殖基地，对此部分媒体认为小岗村是重回大集体。一时舆论纷纷，引起各方关注，村民们也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泗县的熟人打电话问我，你们小岗村是不是又回大集体了？人心慌慌的！”严宏昌回忆说。在内外双压下，小岗村这一次大规模土地流转终止了。

　　小岗村地处江淮分水岭，都是丘陵地，土地高低不平，落差三米；地块小，20亩地分成三四十个地块，最小一块地只有2分，户均土地30块左右；基本靠天吃饭，三天不下雨就干旱。近几年虽然进行了土地整理，但土地基础条件总体很差。土地一直是分散经营。

　　“我们自己不能动地。”安徽省委下派干部、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沈浩说：“现在的做法是把水、电、路配套搞好，请龙头企业来租用农民的地。”他认为，村里99%的农户愿意拿出土地流转。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企业来租，主要原因是基础太差。“不流转合作也行，几十户连片种植。500亩范围的几十户农民要合作，成立一个合作社，要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这样能减少成本，提高效益。分散种的小麦比大面积种的小麦价格上少一毛钱。”他强调：“合作就是一种统，统不等于过去的集体经营。”

　　“小岗进行的流转是土地制度上的第二次创新。”凤阳县县长范迪军说：“流转肯定不是私有化，但也不是过去那样收归集体。”他一再强调，现在进行的流转是土地合作，是在坚持农民自愿、有偿、依法的原则下进行的。这位拥有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营学博士后头衔的学者型官员侃侃而谈：如果说，30年前的大包干是因为生产关系超前于生产力，那么现在的流转就是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把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关系组织成生产合作社，进行现代农业所需要的规模生产，达到规模效益，这样才是走市场经济的路。

　　“对流转，我还是有些担心。”在村委主任的办公室，严宏昌当着另一个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的面对记者说：“这土地，转手三四道后，就说不清是谁的了！想要回来，打官司都打不赢。流转，听起来是流出去转出去，还是用租赁这个说法好。”

　　范迪军理解农民的担心，“作为地方政府，我们也很谨慎，政府担心引发矛盾。谁来流转，流转以后会不会造成土地流失，会不会演变产生大量的流民、难民，这些都需要在政策、制度上明确。”他说：“流转还容易引发各种矛盾，这还需要法律的保证。”

　　“现在大部分是镇村政府主导的流转，有的是企业去农村找流转。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并未出现。”范迪军坦言。

　　原安徽省人大副主任、曾多年担任滁州市(地)委书记的陆子修说：“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个问题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