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市和临汾市都是山西省的产煤大市，两市的经济总量、煤炭产量和煤矿数量都比较接近，但近年来安全生产的形势却不啻天壤。

　　不久前，长治市领导自豪地向全国文明城市验收检查组汇报：2003年以来，全市地方煤矿没有发生一起死亡6人以上的事故，2004年以来，没有发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全市地方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由2002年的2.69下降到2007年的0.71。

　　而在不久前，临汾市的襄汾尾矿库溃坝事故，造成267人死亡。

　　如果说煤矿和非煤矿山没有可比性，那么仍以煤炭为例。2007年3月28日，临汾市尧都区余家岭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26名矿工遇难；5月5日，蒲县蒲邓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28人死亡；12月5日，洪洞县瑞之源煤业公司发生瓦斯爆炸，造成105人死亡。再向前追溯，2006年11月26日，尧都区河底乡芦苇滩煤矿发生瓦斯爆炸，24名矿工遇难……

　　同样是煤炭大市，差别咋就这么大呢？有关人士指出，安全反差的背后，衍射出的是责任的落实。没有落实，再多的制度都是空话

　　长治市委书记杜善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煤矿管理方面，长治市从来不单纯地把安全生产看作技术问题，而是看成政治环境问题。在这一高度上，他们要求所有的管理制度都必须得到坚决落实。例如“事故前责任追究制”，长治对查出的煤矿安全隐患责令整改，如整改不力，即使没有发生事故也要处理矿主。这一办法执行数年不曾动摇，曾被国家煤监局领导评价为“破解了中国煤矿安全生产的难题”。

　　制度都是众所周知的制度，而长治的特色在于一直坚持，最终使制度成为一种常态。在“两会”以及重大活动期间，山西的一些地方干脆一律关停煤矿以“保证安全”，而长治却一直正常生产。长治市长张保说：“我们要的是本质型安全。”

　　临汾作为一个煤炭大市，对安全管理不可谓不下功夫，而且很多经验还堪称独创。例如他们在全国最早试行了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和拍卖；在全省第一家组织了煤矿安全监察执法队，要求队员“每矿必到，每井必下”；对违法生产的煤矿不惜采用炸矿等“雷霆手段”。但是，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王德学的一句在山西几乎是耳熟能详的话，道出了个中原委：“严格不起来，落实不下去。”

　　早在2005年，临汾市就多次强调，安监局要做好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审查、办理和上报工作，提高全市企业安全生产的准入门槛，坚决关停一切不符合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企业。但直到襄汾溃坝事故发生，那家企业却还是“两证”过期、照样生产。

　　去年洪洞“12·5”事故之后，今年1月在一次全市安全生产会上，“火线”上任的临汾市领导要求对所有煤矿、非煤矿山进行“拉网式、无缝隙”排查，做到“县不漏乡、乡不漏村、村不漏矿”。然而发生事故的襄汾新塔矿业公司，还是被“漏”掉了。据此，有关人士说，再好的制度没有落实，也是一句空话。两位倒在工作岗位上的煤炭官员

　　2006年1月27日，51岁的长治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局长张巨魁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张巨魁在煤炭系统23年且手握“实权”，而当他溘然辞世后，留给家庭的竟是5万多元的医疗费单据，还有一封尚未寄出的资助困难学生的信和300元资助费。而他留给长治市煤炭工业的却是：完整的市、县、乡、村、矿五级安全防控网络，5万名矿工拥有意外伤害保险的全市煤炭行业整合方案，以及连续3年杜绝各类通风瓦斯事故的煤炭安全生产形势。

　　生前，张巨魁累计在井下步行6000多公里。张巨魁以他的奉献，被评为长治市“道德楷模”。而他的事迹，也从一个方面折射了长治煤矿安全生产的根源。

　　2007年，临汾也有一位官员“倒”在了岗位上，即分管煤炭工作的副市长苗元礼。他在任职期间通过审批减免、缓交煤炭资源价款，整合资源、关闭和保留煤矿等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

　　山西省纪检委通报这一案件时，有关领导指出，此案暴露出少数领导干部利用煤焦领域监督管理上存在的薄弱环节徇情枉法，直接导致了煤焦领域重大腐败案件易发多发、重大生产责任事故频发。

　　在洪洞县瑞之源煤业公司矿难中，驻矿安监员未请假就离开所驻矿，以致没有在第一时间将事故向上级汇报。而在蒲邓煤矿事故发生后，驻矿安监员竟与矿主一同外逃。据知情人称，少数基层监管人员经不起糖衣炮弹袭击，甚至把监管变成了“站岗放哨”。

　　国庆节前，山西高调召开安全生产会议，要求切实扭转安全生产被动局面。目前，一场“安全风暴”正在全省涌动，但愿从此往后，安全生产形势能有根本的好转。(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