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迪之四：分散决策，允许多种探索和不同发展模式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对这句喊得震天响的口号简直太熟悉了。在那个高度计划经济的年代，全国只有少数人的大脑在运转，思考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制定号令全国的发展计划，其他人只要严格执行就行了。这样的体制，是绝不允许出现“另类发展模式”的，一切都在上边的“计划”之中。

　　改变和突破，又是出现在“大包干”带来的思想解放中。当支持者与反对者水火不容的时候，中央没有像过去一样，依靠强大的组织、行政手段进行一刀切，而是采取允许试验、探索的办法，从默许，到赞赏，再到推广。有人幽默地总结，这叫做“可以，可以，也可以”。

　　正是有了中央的开明态度，才有了当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的名言：“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时为新华社记者的吴象根据这句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阳关道与独木桥》的文章，表述了当时带有某种情绪化乃至火药味的激烈争议。

　　在中国“数千年未遇之变局”的改革开放浪潮中，就区域间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而言，再没有像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那样引起国人普遍关注的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苏南模式顺风顺水，成为社会主义农村的一面旗帜，引起全国一轮又一轮“取经热”。而当人们摆脱“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后，温州模式又取代了苏南模式被人们奉为圭臬。

　　针锋相对的观点、水火不容的争论，曾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甚至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固化为两种不同的政治符号：一个是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是资本主义道路。然而，争论归争论，两种模式却始终并行不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将他们“大一统”。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反倒是他们自己博采对方之长，弥补自己之短，走上了相互融合之路。如苏州学习温州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经验，使全市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而温州大力学习苏州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不断提高本土产业的层次。

　　前不久，来自中央一家媒体的记者，联系到苏南采访，他们报道的主题是“新苏南模式”。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想法刚一提出，就被苏南一位领导泼了一盆冷水：苏南现在已经进入“无模式时代”，因为模式意味着僵化、不变，而现在苏南是与时俱进，再不想重蹈用一个模子套住自己手脚的覆辙。

　　从改革开放前“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一统天下，到今天苏南的无模式时代，昭示出了人们在发展理念上的日益成熟。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激烈竞争中，江苏省近年来崛起了“四小龙”，即江阴、昆山、张家港、常熟，其主要标志是2002年这四个县级市的财政收入同时越过了40亿元大关。令人颇感奇怪的是，“四小龙”虽同处苏南，文化相近，可一旦突破“苏南模式”的束缚，却走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各自的优势与特色。

　　江阴不仅以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超过三百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且通过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崛起了一批处于全国同行业老大地位的“龙头”。江阴走的是一条通过乡镇企业技术改造和上市融资，推动产业升级的路子。

　　昆山市走的是一条外向带动、后来居上的发展之路。依靠外向型经济的带动，昆山迅速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扩张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已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县一跃成为经济繁荣、生活宽裕、环境优美的新兴工商城市，成为全省乃至长江三角洲发展中的一个亮点。

　　张家港的前身是沙洲县，1962年才由常熟、江阴的部分“下脚料”组合而成。由于历史较短，基础薄弱，被称为“苏南的苏北”。面对周边县市咄咄逼人的态势，不肯服输的张家港人有了一种寝食难安的危机感。他们“公开叫板、明枪交战”，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追赶型经济的发展道路。

　　当苏南一些县还热衷于“乡镇企业集体办”时，常熟却较早地走出了“苏南模式”的桎梏，多年来始终坚持富民为本的宗旨，不事张扬、不做表面文章，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使这里的百姓成为苏南最为殷实的群体。

　　江苏“四小龙”的实践表明，在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只能借鉴，不能“克隆”，照抄别人的成功经验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这也是30年农村改革中为后人留下的“经验财富”之一。

　　启迪之五：破解“三农”难题需跳出“三农”框框

　　谈论中国农村的发展，有两个村庄无论如何也难以回避：小岗村和华西村。在地图上，它们小得尽管难觅踪迹，但在中国通往现代化国家的征途上，却是两个带有特殊意义的符号，在历史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记。

　　小岗，一个以“分”出名的村庄“大包干”起源地，被称作“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中国改革的圣地”；华西，一个以“统”著称、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致富之路的“不倒翁”、“两个文明建设第一村”；一个是地处中西部面临诸多难题和困惑的传统农区，一个是濒临沿海、率先致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两个“第一村”的巨大反差，不仅引起了许多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也引起了一些媒体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上阵予以报道，有的媒体甚至给出了诸如《小岗村：为何被发展所弃》的标题，很吸引人们的眼球。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的国度，把中部地区一个相对落后的村庄与东部发达地区的一个最为发达村庄作比较，确有强拉硬扯之嫌。再说，农村改革是一场艰难的马拉松比赛，而不是百米冲刺的短跑，起跑早当然不一定最后赢，难怪有评论指出，先跑者为何不是先到者是一个伪命题。

　　尽管是伪命题，在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之际，思考两个“第一村”的命运落差，多少还是能给我们一些启示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破解“三农”难题需要跳出“三农”外。

　　包产到户的实行，不仅释放了小岗村农业生产的巨大潜力，而且也推广到全国，让全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迅速得到了解决。到1984年，全国农村甚至到处出现卖粮难现象。为了解决卖粮难问题，那时的党委、政府、各大媒体，天天都在喊着叫农民进行粮食转化，与今天强调粮食安全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中国从多年来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到一时的低水平粮食过剩，其功劳不能不算在包产到户上，不能不记在小岗村头上。

　　在这一点上，全国还没有哪一个地方的经验，能像小岗村的经验那样，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如此巨大、积极而又广泛的深刻影响。华西村确实比小岗村富裕得多，但它的发展路径是难以重复的，即使是华西所在的县级市江阴，华西的经验也难以复制，更遑论全国，人们只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学习华西的创业精神、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并把华西当作一个精美的盆景供人赞赏。凭心而论，小岗经验的含金量要比华西高得多，在这一点上，正如一个老资格的农村问题专家所言，“小岗人没有什么理由因为后富抬不起头来。”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解决吃饭问题，毕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步入先进国家行列，还要靠工业化、城市化、产业化、人的现代化，而恰恰在这些方面，受区位优势、历史沿革以及人的素质等多方面客观、主观原因影响，小岗落在了华西的后头。在农村改革将近20年的时候，本刊记者曾专门到小岗采访，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小岗好像置身于市场竞争之外，跟外面市场联系较少，它的变化仍主要体现在粮食产量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上，它的经济95%仍倚重于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种植，传统的经营方法一直未变，这与华西村形成极大的反差。

　　这样的结局，可以说是偶然中有着更多的必然。小岗的问题，决不仅仅是小岗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传统农区的问题，小岗只不过是我们用来观察问题的一个窗口，用来说明问题的一个符号。

　　好在如今，从上到下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共识正在逐步形成，即发展农业必须发展非农产业，繁荣农村必须加快城镇化步伐，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总而言之是跳出“三农”看“三农”。

　　从全国一些传统农区后来居上、超常规发展的成功经验看，关键是加快“四化”，提高“四力”：

　　——加快工业化进程，提高区域产业支撑力。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城市、城镇化；没有城市、城镇化，就不会有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没有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就不会有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是各种要素集聚的过程，工业化的水平，代表着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只有工业突破，才能在全面小康建设中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

　　——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区域城镇带动力。城市是农村的“龙头”，工业是农业的“龙头”，市民是农民的“龙头”。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城市来带动，而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关键取决于中心城市的规模及其产业支撑力。

　　——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区域农民购买力。对于传统农区而言，“三农”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解决内需问题，就是解决发展问题。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购买力的现实途径。

　　——加快人的现代化进程，提高区域发展原动力。如果把视野再拓宽一些，纵观世界银行排出的世界十大富国，如瑞士、瑞典等国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但他们却是最富的，因为它的教育水平高，科技水平高。反过来说，世界上最贫困的十个国家，自然资源拥有量非常大，但却非常穷，因为教育不发达，科技水平低。因此，人的资源永远都最为宝贵的第一资源，加快人的现代化是发展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