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风暴是对民意的尊重
主持人:
应当说在短时间里面是大面积的,而且是接二连三的高级官员受到了免职,或者说是引咎辞职,那么这种大面积的情况,在以往几乎是不可以想象的,所以媒体用“风暴”这种词来形容。
张羽:
确实这次中央问责的力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我们看短短的时间里,两个正部级干部辞职了,然后被免职的还有副部级干部,像石家庄的市委书记,还有山西省的副省长。可以说中央在这次问责风暴当中是用霹雳手段来显示了他们治党理政的一个决心,也是对民意的一个尊重和交代。
按理说,我们国家关于党政干部的辞职和任用有着一个严格的规定,比如说这次我们涉及到的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的辞职,在我们党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当中就有明确的表述,说在安全工作方面存在严重失职,连续或多次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或发生特大责任事故的,这是一条。还有涉及到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社会管理方面,监督严重失职的,具体到这些规则来讲的话,这次两个正部级干部的辞职是有案可循的。
主持人:
按照我们传统的以往的思路,比如说以三鹿奶粉为例,三鹿奶粉事件应该说是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应当说跟高层的领导干部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看,今天晚上新华社的消息,《新闻联播》里面也说了,它说的非常明确,石家庄市委书记他负有什么责任?他负有领导责任,对事件未及时上报,处置不力,直接责任,说的非常清晰。
另外说国家质检总局是监管缺失,对此,局长李长江负有领导责任,非常的清晰。
张羽:
我觉得这次对于三鹿奶粉责任的追究是有层次,有力度,而且速度反应非常快。
我们可以看不同层次的责任追究,首先掺入三聚氰氨的犯罪分子,现在有的已经被批准逮捕了,作为企业的管理人,田文华现在已经刑拘了,这是最直接的责任者。
刚才也讲到,石家庄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在早早知道情况的情况下,没有上报,瞒报,造成了事件的进一步扩大,追究了他们的责任,现在是免职,而李长江作为质监局长,现在国家的食品监督管理方面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混乱局面,当时负有领导责任,所以说是辞职。
从每一个具体人物来讲,都会追究他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所负的责任,这对公众是一个交代。
作为一个公共权利的掌握者,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伤害公共权利,伤害公共利益的巨大事件,没有一个具体的人去承担责任的话,既让民心不顺,同时也代表着对给予你权利的民众的一种不尊重。
主持人:
在80年代的时候,在韩国,当时还叫汉城,出现了汉江大桥的倒塌,当时汉城市长引咎辞职,当时在听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很多国内的民众对这个不理解,因为这个汉江大桥并不是这个行政首长在任的时候修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迟,在阜阳奶粉事件发生的时候,当时问责制只是问责到了当地的一些行政官员,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又往前走了大大的一步,所涉及到的面积之广,所涉及到的官位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
张羽:
所以我说这次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中央是在用霹雳手段来显示自己执党理政的决心,而且要取信于民,显示了一个责任政府的姿态,应该说追究这些拥有公共权利人的责任是对所有民意的一个交代。
主持人:
你看,我们在19号和20号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还有温家宝总理都在不同的场合,点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而且温家宝总理话说的非常明确,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出了问题必须严格追究领导责任。我们看,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所以这次出现了大面积的辞职和免职的事件,人们自然就会想,下一次呢,如果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是如此的重视,要一个结果的话,又会是什么样子?
张羽:
所以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更引我们深入思考的就是进一步以后,这个风暴过去以后怎么样。现在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由于出现了巨大影响的伤害公共利益的事件,相关责任人被追究了责任,在以后常态的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呢,我们更关注的是问责制如何变成制度化、普及化,贯彻到日常的行动管理过程当中去。
形形色色的免职
主持人:
今天接下来我们的话题要探讨的就是问责的标准是什么,因为刚才的讨论过程中,我们关注了奶粉事件,以及由此牵涉到的一系列高官的辞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个短片,回顾一下近年来辞职的一些高官。
(播放短片)
主持人: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的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因为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安全事故而发生的引咎辞职或者免职,那么在全国各地还有一些不是重大的事故,发生的一些形形色色的被免职或者辞职的事件。
(播放短片)
解说:
昨晚,深圳市委市政府免除了“9•20”特大火灾事故的责任人,龙岗区副区长黄海广的职务,这起事故造成了43人死亡,88人受伤。
9月21号,四川省剑阁县人事局长曹正直被免职,原因是两天前,曹局长请人吃饭付帐时,与卖酒老人发生口角,曹正直当场打了卖酒老人两耳光。
9月11号,四川巴中市政府办公室的三名工作人员因为三个字丢了官,因为他们两天前在中秋节放假通知里把中秋节写成了端午节,这事迅速被传至网上,引起了热议,很快,这三人就接到了问责通报后被免职。
重大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被免了职,喝茅台打了人的被免了职,公文上写错了字的也被免了职。这几位就是上一周被问责这把上方宝剑斩到的官员,虽然同样都是丢掉了头上的这顶乌纱帽,但这几位遭遇的事儿可真是可谓有大有小,官位有高有低。人们不禁想问问,摘掉乌纱帽的那只问责之手进行处分的遵循标准到底是什么。
在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33条里,对于公务员处分的种类里并没有免职这一项,在该条例的第48条里提高的免职是指的是正常的工作变动。在查阅《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第11章里倒是专门设立了免职、辞职、降职一节,但也指的是正常的工作变动,对于问责免职也没有明确的写明标准。
找不到明确的规章依据,就难免会对执行标准产生一些疑问。可以发现,媒体在问责中扮演了一个很微妙的角色,有时候官员犯错的事情不大,但却因为媒体的报道而被社会广泛关注,之后受到处分,就像写文书写了错别字的那三位,事情发生之后,迅速被当作笑话传到网上,造成了社会影响,就不可避免的吞下了免职的苦药。群众的反映,领导的关注,媒体的报道,网络的传播,在这个时候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但是如果媒体和社会关注了就进行处分,而不关注就睁只眼闭只眼的话,这实在不是长久之计,人们呼吁官员问责标准还是需要一个明确的法规条例来作为依据。
同样,这种失衡还表现在官员被免职的效果当中,有的人明明被免除了职位,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后,便想出各种理由,动用人脉,使自己很快官复原职。更有甚者,虽然在此处被免职,却又跑到别处或者别部门,摇身一变,当起了官。还有些官员,人被免职了,但问题或矛盾不处理完,留下一个烂摊子就走人了,使得问题和矛盾依旧没有得到丝毫改善。这一切都使问责陷入一个迷局,到底行政问责的行使如何能够依据一个更加明确的程序,到底政府官员应该为自己的失误负起多大的责任,才能体现行政问责制的效果,我们确实有许多的问题急切的需要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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