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初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胡小燕，大概没有料到从此会“天降大任”——自今年全国两会结束她公布了自己的电话和信箱之后，每天上千个来自农民工的求助电话、短信、邮件如山一样向她压来。在广东佛山一家陶瓷厂做工的胡小燕，也终于忍不住向外界发出她的“求救信息”。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收到来自基层民众的呼声并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但是，那成千上万的电话与短信并不仅仅是反映情况，期望她在开会的时候、在有机会面对媒体的时候、在领导接见的时候，为农民工群体代言，说些“就业机会要均等”、“农民医疗需保障”、“教育资源当公平分配”一类的话。人们期望她的，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帮助，而是具体而微的实际难题：工厂欠薪了，单位拒签劳动合同了，没钱返乡了等等。

　　农民工们相信胡小燕，究竟是看重她的人大代表身份，还是更相信她“农民工代表”的名声？

　　事实上，在广东就有6个省人大代表出自农民工群体，而其他全国的或省的人大代表，即使本人不是农民工，也同样关注农民工问题，不少提案也都关乎农民工的种种困境。他们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可能更深入、更有制度建设意义，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可能比胡小燕要高，他们和政府部门的沟通可能更直接，有的也许就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但是，为何人们更愿意将求救的电话打给胡小燕？这或许是因为胡小燕比他们更出名。

　　“名人好办事”，胡小燕的遭遇让人想起另一个来自西部乡村的“名人”熊德明。这个质朴的农妇，仅仅因为说了句大实话，不但为自己在外打工的丈夫要回了被拖欠一年的工钱，也使自己从重庆云阳县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妇，成为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候选人。而成名之后的熊德明，即被各种各样的“讨薪”事务所包围——农民工幻想着被拖欠许久的薪资，能够乘着熊德明声名的翅膀，飞回自己的怀抱。

　　名人的光环有时的确能“点石成金”。“讨薪农妇”熊德明就催生了不小的“清欠风暴”。但熊德明的“成就”同时也反证了有关部门对欠薪问题的视而不见和处理不力。

　　如今，胡小燕不能承受的“2亿农民工代言人”之重又反证着什么？除了一些农民工不了解人大代表职责之外，是不是还有许多老问题？是不是农民工反映问题的渠道仍然不畅？有关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制度仍然缺失？有关方面在农民工权益保障政策执行上是否不力？

　　回看从熊德明到胡小燕的这几年里，农民工权益保障上的种种困境，我们就可以理解，“我不是农民工的救世主，我只是个普通的打工妹！”不是胡小燕为自己的开脱之辞，而是反映了一些更值得关注的问题。（郝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