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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前不少中国人觉得恐怖主义或恐怖活动离中国很遥远，现在看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国际先驱导报见习记者胡雪发自北京 9月11日夜晚的纽约，象征世贸中心双子楼的两束蓝光将再次射向空中，彻夜长明，以此来祭奠在“9·11”中遇难的人们。

　　七年前的那场灾难，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共同反对恐怖主义活动的浪潮。而这七年，不仅改变了美国和世界，也深深影响着大洋此岸的中国。

　　“全民反恐”正在进行时

　　家住大望路的徐小慧每天都要搭地铁上下班，从今年夏天开始，她发现地铁的变化突然多了起来。“每次都要安检，刚开始觉得麻烦，现在已经习惯了。”此时，这个客流繁忙的地铁站内，安检仪器正在有条不紊地工作着，很多乘客都和徐小慧一样在主动排队接受安检。而在站台上或者车厢里，提供安保信息的奥运志愿者和佩带红袖标的治安巡逻员不时出没其中。

　　这是9月10日，距离“9·11”七周年还有一天。北京奥运会已经完美落幕，残奥会正在顺利进行中。地铁里的变化只是一个缩影，种种事实表明，“全民反恐”的氛围正在北京乃至全国形成。

　　两个月前的7月17日，中国公安部反恐怖局印发了《公民防范恐怖袭击手册》，指导公民如何及时发现和规避恐怖袭击带来的危险。手册中提供了多种情况下民众如何发现、识别和应对恐怖活动和恐怖分子，更加强调了自救互救时的注意要点，将生活中容易出现的紧急情况和公民的应对策略描述得非常具体和详细。著名反恐专家李伟曾就此向《国际先驱导报》表示，发放《反恐手册》是在安全部门经过慎重思议后，决定加强公民在反恐中的作用后做出的举措，此举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这意味着在进行一场反恐的人民战争”。

　　与此同时，大约3100余名安检人员被部署到了北京市五条地铁线的93个车站，对乘客所携带物品实施安检。北京的医务人员集体学习了《核生化恐怖威胁医学处置指南》，包括奥运志愿者在内的社会服务人员，每个人都学习了《医学常识和紧急救护》。李伟表示，以对社区服务人员、安保人员、志愿者作出安保意识常识培训为开端，进行全民反恐意识的普及，是提高社会反恐水平的有效办法。

　　中国人悄悄修正“反恐观”

　　北京奥运会之前，“平安奥运”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而经历了上半年的一系列风波以及上海、云南相继发生恶性事件之后，如何确保奥运安全，也几乎成了多数国人都揪心的话题。

　　然而，七年前的情况却并非如此。“‘9·11’发生时我在读高一，当时我们正在上课，地理老师推门进来说，‘快看电视！美国的世贸中心被撞了！’全班同学一片哗然，大家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可是看到电视里那些墙倒屋塌，整座大楼都冒着黑烟的画面时，整个班级一下子安静下了。”北京工业大学的周同学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总觉得美国很安全，这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危险竟然这么接近。”

　　震惊过后，在中国初露端倪的互联网影响开始显现。当人们为罹难者感到悲伤的同时，也有一些网友认为这是美国的“罪有应得”。恐怖行为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在恰当时间给美国人上的一课——当时中美关系正因中国驻前南联盟使馆被炸和“撞机事件”陷入低谷，不少人因此将恐怖袭击和美国“自作自受”联系起来，“活该”、“叫好”声，与“今夜，我们做美国人”的另一种声音纠缠在一起争吵不休。

　　“我当时就很高兴，觉得美国人太可恶了，恐怖分子炸他们国家大楼是美国人应得的报应。”彼时刚刚大学毕业3年的李玺亮，现在已经是吉林某金融公司的部门负责人，他对《国际先驱导报》坦言，现在的认知已经有了变化，“以前觉得恐怖分子不会威胁中国人，现在看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从“9·11”至今七年间，中国公民在海外被绑架案件的频繁发生，以及包括新疆在内个别地区发生的有恐怖性质的袭击事件，渐渐修正了普通中国人对“反恐”的认识。“恐怖分子是非理性的，全球化时代，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的目标。”一位专家曾如是解读恐怖分子的“杀人不眨眼”。

　　政府到西方取经“反恐”

　　早在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相关部门就开始筹备反恐对策，“9·11”发生后，派专家去西方“取经”更是成为当务之急。在筹备奥运会的这些年，西方国家在比赛场馆与运动员驻地防范、情报信息、风险评估等方面给中国反恐部门提供了很多经验，也提供了一些实际的反恐援助。

　　“毕竟，奥运会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事情，与所有的参与者息息相关。”李伟说。奥运会开始前，中国进行了数次具有针对性的安保演习，有关反恐技术方面也走向透明化，并积极寻求国际交流。

　　李伟向《国际先驱导报》介绍说，在国内，对奥运造成潜在威胁的恐怖组织或恐怖分子主要包括“藏独”、“法轮功”和“东突”三股势力。自“9·11”事件之后，全球开始重视反恐情报的搜集与共享，中国在这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今年1月，新疆警方与“东突”恐怖组织“东伊运”正面交锋，逮捕、击毙一批恐怖分子，缴获大量武器。仅仅过了两个月之后，新疆又挫败一起试图制造空难的恐怖行为。

　　此外，“9·11”后，中国各级政府陆续建立了反恐机构，外交部也设有负责境外安全综合事务的部门，打击恐怖活动的机制也在不断完善。而据美国媒体透露，“9·11”之后，美国已经向中国提供价值数万美元的设备，其中包括监测与鉴定系统在内很多高科技敏感器材。除了硬件支持以外，美国还在软件上给北京奥运以有力的帮助，早在2002年，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已开始与中方在分享国际恐怖主义情报上展开合作。

　　“9·11”改变中美关系

　　奥运会的安保合作只是近年来中美之间积极合作反恐的一个缩影。“9·11”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的国家战略发展走向，因此也改变了中美关系的走向。

　　“9·11”发生之前，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第二任期把中国升级为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但小布什却在竞选之初就将中国“降格”为“战略竞争者”。2001年1月20日他就职总统后，短短数月即把中美关系推到危机边缘。

　　在2001年3月五角大楼的研究报告《核武态势评估》中，美国确认了七个必要时予以“先发制人”的国家，中国、俄罗斯和“邪恶轴心”三国皆在此列。与此同时，布什政府积极推动导弹防御系统，并因此不顾国际社会反对退出反导条约。直到当年4月1日发生在南海的军机相撞事件，中美关系陷入十余年来的最低谷。

　　不期而至的“9·11”事件，让美国人突然如梦方醒。“从‘9·11’以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中心内容就是从冷战结束以后的相对模糊，到开始明确确立美国的国家敌人。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最大变化，一切国家事务都服从于这个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9·11”促使美国的战略重点从防止中国发展成下一个苏联，转变为实行全球反恐。

　　王逸舟表示，在这个关头，美国需要在国际政治中得到中国的配合和支持，尤其是反对‘伊斯兰极端势力’，必须要得到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大国的支持。“应当说‘9·11’带来了美国对华关系的某种软化，以及接触政策的加强，两国关系从此打破僵局，进入相对稳定协调合作的时期。”

　　“9·11”两个月后，美国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中美元首即见面三次。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从遏制为主调整为合作和防范“两面下注”。

　　“9·11”以来，中美的危机管理对话机制以及军方的对话也在不断加强。“从全球角度来说，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双方都意识到肩负的责任，意识到合作带来互利。”王逸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中国早已不是原来区域性的角色，在全球事务上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反恐的氛围下，美方也意识到想保证自己的国际地位及其对于全球的影响，需要和中国对话合作。”

　　中美对“东突”认识尚存分歧

　　不过，在反恐日益全球化的趋势下，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其中对“恐怖主义”的标准之争首当其冲。

　　美国作为全球反恐的大力推行者，在界定恐怖主义活动时主要考虑到本国的利益：必须是外国的；必须从事了美国法典所界定的一些恐怖行为；必须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威胁。只有同时符合这三个标准的情况下，才会被定义为恐怖组织。而中国关于恐怖主义的界定，主要是依据2001年的刑法修正案(三)中关于如何惩处恐怖行为的条款。“中美对于恐怖主义定义的区别在于，中国定义的很多恐怖组织可能没有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直接威胁，所以就没有纳入美国定义恐怖组织的范畴。”李伟表示。

　　“东突”是目前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恐怖组织，而美国现在对此的认定也经历了一个过程。“‘9·11’之后，美国把一些反美势力列为主要打击对象，并拉长了黑名单。很多国家提出，应该把涉及到各自国家安全利益重大威胁的组织和个人列进去，并以此作为与美国进一步合作的条件。”王逸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国才接受了中国的相关要求，“但美国的划分并不完全跟中国一样。在我们看来，一些政治上分裂主义的部分也应当纳入恐怖主义范畴，美国在这方面还是模棱两可。”

　　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对“东突”的认识直到今天双方也只是达成一部分共识，“美国只承认其中的部分组织(如‘东伊运’)在从事恐怖主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