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好下一代，远不仅是学校的责任

　　直到7月2日中午被突然到来的警察带走，卫平安(化名)仍不敢相信，自己14岁的儿子竟会在“6·28”事件中亲手放火焚烧了数间政府办公室。

　　孩子从出生那天起，从未离家在外度过一夜。而这一个多月时间，父母无法去探望被关在看守所里的儿子，他过得怎样？会受到怎样的处罚？这让父母揪心。

　　据悉，此案涉案学生达110名，他们直接参与了当天针对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的打砸抢烧行动，不少尚未成年中学生的冲动行为造成十分恶劣的结果；有些中小学生还加入黑恶势力，成为帮派成员。

　　引发瓮安“6·28”事件的导火索是一名14岁女生的落水死亡，为其申冤的队伍最初成员主要也是学生，参与打砸抢烧行动中更不乏众多青少年。他们身为事件参与者，也是社会治理薄弱的受害者。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本刊记者采访的三位“6·28”事件参与学生，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感受让人深思。

　　法制教育抵不过耳濡目染

　　6月28日，13岁的黄卫平(化名)刚刚从小学毕业考试的考场里走出来。

　　这天下午3点，经同学介绍，他第一次结拜了一位“大哥”。虽然不清楚这位大哥到底是哪个帮派的，可这让他感觉心里踏实了许多。在这个随时觉得有可能被抢劫的县城里，今后自己也能有人照应了。

　　下午5点多钟，听说有很多人到县公安局和县政府游行，黄卫平感觉异常兴奋，迫不及待和几位同学跑向政府机关大楼。

　　“开始我也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冲击公安局和县政府，就是觉得很兴奋，很好玩，迫不及待地想跑过去看热闹”，这个只有13岁的孩子告诉记者他的第一感受。

　　据公安机关调查，当天黄卫平共参与烧毁了16部车辆，其中自己就亲手点火烧了10辆，造成十分恶劣的结果。

　　而他如此“英勇”的行为，就是为了在刚认的“大哥”面前好好表现。

　　“很多学生都站在最前面，当我们一起把车推翻时，人群中有人起哄，有人给我们鼓掌，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个‘英雄’。根本没想过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后果，也没想到这样的行为是在犯法”，看守所中接受记者采访的黄卫平泪流满面，“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多么盼望能给自己改过自新的机会，还能回到学校继续读书。”

　　共青团贵州省委最近的一个调查显示，法制意识严重缺乏和法制教育缺位，让部分青少年在不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跟着起哄、看热闹，在极不理智的状态下参与到这起事件中。

　　调研发现，瓮安学校的法制教育一学期很难开展一次，法制教育形同虚设，流于形式；而帮派文化盛行和市场经济侵蚀，给青少年造成错位的价值判断和扭曲的人生观。

　　有的帮派用其掌控的势力插手市场经营，牟取暴利，不劳而获，给青少年造成坐享其成的印象。

　　“玉山帮”的主要活动就是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获得收入，显得“大哥”找钱很容易，具有优越的物质条件，并与政府很多部门、党政干部建立了“良好”的人情关系。各种乡邻矛盾纠纷都可以通过他们轻易“搞定”、“摆平”，“谁都不敢惹他们”，做了违法犯罪的勾当却不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相当部分青少年明辨是非的能力不强，尤其是那些缺乏良好家庭监护与教育、学习困难、没能升学的学生和闲散青少年，对这些“大哥”产生了强烈的羡慕和盲目崇拜，认同黑恶势力的行为方式，觉得他们轻轻松松“找大钱”，很“潇洒”，或许是他们今后的出路。

　　据调查，5月下旬，“玉山帮”团伙成员在玉山镇向四川灾区捐赠了十多万元的物资，这种典型事例让青少年把这些黑帮分子视为偶像，形成了“崇黑”的思想倾向，以至于在当地产生了一句广为流传的顺口溜，“读书苦、读书累，读书还要交学费，不如参加黑社会，有吃有喝有地位。”

　　黑手猖狂伸向校园

　　15岁的廖保华(化名)与引发“6·28”事件导火索的溺水女生李树芬就读于同一所学校——瓮安三中。

　　6月28日下午，他和几个朋友在街上看到为李树芬请愿的游行队伍，就马上加入进去。

　　“虽然我并不认识李树芬，可我也觉得她死得很冤，瓮安那么多命案破不了，都是警察失职。”廖保华说，当时冲在最前面的多数都是学生，大家非常激动，他和一些学生冲进公安局大楼，在一间办公室里抢走了公安机关平时收缴的刀具和钢管。

　　据公安机关调查，冲突中曾有一位受伤的民警被人从公安局大楼背出来，而廖保华和几个学生又拿着砍刀、钢管朝受伤民警身上砍去，致使其受重伤，他还参与焚烧了多部汽车。

　　事后，他的父亲在县电视台播放的录像上清晰看到了儿子的身影，带他投案自首，希望能从宽处理。

　　让人关注的是，廖保华曾被迫加入瓮安最大的黑恶势力组织“玉山帮”，让年幼的他更加仇视警察。

　　“加入黑帮，是为了保护自己，在瓮安县生活没有任何安全感，所以我痛恨警察”，廖保华说。

　　廖保华并不厌恶学习，可初一时自己曾被抢劫的经历和学校门口经常发生的打架事件曾让他害怕至极，“整天提心吊胆，甚至不敢上学，我们真的很害怕”，他说，有天放学时被人堵在学校对面的巷子里抢走了70多元，现在想起仍心有余悸。

　　后来，他在县城一个游戏室里结识了“大哥”钱小波，这位“大哥”在当地很有影响力，很多社会上的人都认识他，他靠给别人看赌场挣了些钱，经常请几个兄弟吃饭。而且认了“大哥”后，自己再也没有被欺负过，遇到任何麻烦，只要给“大哥”打个电话就全摆平了。“这让我找到了安全感，在同学面前也很有面子”，他说。

　　据共青团贵州省委调查显示，近几年瓮安县未成年人犯罪呈明显上升趋势，2007年瓮安县审结未成年人刑事案件26件，比上一年增加15件，未成年人案件占审结刑事案件比例高达12.44%，较上一年明显增多。

　　不仅如此，未成年人犯罪种类更加复杂，罪行愈发恶劣。在法院已经审结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呈现出涉及财产型犯罪居多、暴力性犯罪比重较大、被告人犯罪年龄趋向低龄化、被告人中在校学生所占比例趋向增加的特点。

　　据了解，瓮安县每年有2000多名初中毕业生不能接受再教育，闲散在社会，给社会治安带来了极大的隐患。他们有的被黑社会利用，有的自己成立团伙，都把目光聚集在校园内的学生身上，或收取保护费，或动员在校学生加入黑社会组织。

　　为了达到团伙利益，他们经常在校门口纠集团伙成员打架斗殴。在这种局面下，帮派组织将黑手伸向学校，尤其是父母不在身边、成绩较差、单亲家庭和留守少年成为黑社会组织的重点发展对象。

　　甚至一些老师在保护学生时也受到黑恶势力恐吓和殴打。教师在无奈的情况下反过来以私人关系求助黑恶势力“大哥”出面“打招呼”，恳求不要骚扰自己的学校和学生。

　　“留守儿童”成忧

　　不足15岁的卫少文(化名)个头矮小，可他的话语却显示出异样的成熟和冷静。

　　6月28日，他和家人在乡镇玩耍，听说县城有人游行示威，自己打车迅速赶到现场。

　　卫少文有一个十分幸福的家庭，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在县政府某单位工作，夫妻俩都无比疼爱这个聪明、可爱的孩子。可是，父母谁都没有想到，他会冲进政府大楼，点火焚烧了多间办公室，还曾加入帮派，跟着“大哥”在外面抢钱。

　　这一切让父母突然发觉自己熟悉的孩子原来如此陌生。

　　“他们工作太忙了，没时间管我，对我来说，在外面混好像比在家里更有安全感”，卫少文说，虽然父母很疼爱自己，可父亲是中学老师，晚上也经常要上晚自习，很晚才能回家。而母亲因为工作要求，每周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镇值班，周末才能回家。

　　从小学4年级开始，他就不得不自己孤独地放学、孤独地回家、孤独地等待。这样的生活经历让卫少文变得早熟，也被迫较早地进入社会。

　　当有一次自己遭到打劫后，他没有求助于父母，而是在同学的介绍下结拜了“大哥”，加入“叶霸二帮”，并且经常跟着“大哥”在外面抢钱、打架。在“江湖上混”让他“嫉恶如仇”，觉得自己理应为无辜的女孩“讨个公道”。

　　本刊记者了解到，瓮安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但学校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多数学校每个班学生人数严重超编，师资力量不足，教师精力有限，难以顾及学生思想教育。瓮安三中最多一个班有110人，最少的也有近90人。

　　在瓮安二中，全校4000余名学生，有2000余人需要在外租房。这些在外租房学生，离开学校和父母的监管，难免沉溺于网吧、游戏室，成为社会不良青年和帮派团伙拉拢利诱的对象。

　　这里高中、职中名额有限，初中毕业后不能在本地升学，其中相当部分成为社会闲散青年。

　　瓮安的留守儿童、单亲家庭问题也比较突出。瓮安县人口47万，外出务工人员11万。大量的农村人员外出务工，留守儿童缺乏必要的家庭监护和教育，对其健全人格的形成造成不利影响。近年来瓮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断增加，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单亲、离异家庭及留守少年儿童，特别是留守少年儿童数量大，家庭温暖的缺乏，家庭教育的缺失致使他们产生偏激的情绪，容易走上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