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导干部仅仅保证了清廉，发展了经济，搞定了官场，还远远不够

　　“6·28”事件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赶赴瓮安亲自主持召开事件处理现场会，当地某些干部仍为县委书记王勤(现已免职)歌功颂德，甚至恭维其为“王皇帝”、“好皇帝”，阿谀之风令人齿寒。而这仅是瓮安官场诸多“怪”现状的冰山一角。

　　8月24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瓮安看到，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大楼已经粉刷、修葺一新，但事件留下的累累伤痕依然明显。

　　采访中，几个疑问始终萦绕在记者脑中：

　　事发当天，从群众开始聚集，直到公安局和县委大楼被点燃的4个多小时中，为什么始终没有一个领导干部站出来面对群众，处理危机？

　　当地干部对王勤的普遍评价是：勤奋、清廉，其本人在当地群众中的口碑还不错。那么为什么会在这样的“好干部”的任内发生这起震惊全国的群体性事件？

　　公安局和县委县政府大楼被点燃时，在场很多老百姓鼓掌叫好，当地的干群关系何以紧张到如此程度？

　　县乡基层干部本应最熟悉社情民意，为什么许多当地干部对“6·28”事件的发生都颇觉意外和不解，甚至感到委屈？

　　随着采访的深入和梳理，瓮安官场的“怪”现状一一展现。

　　“失踪”、“失语”、“等待”：行政安全第一

　　据现场群众反映，事发当天14时至18时这4个小时的关键时段中，无论是瓮安县委、县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还是黔南州委、州政府主要负责人，均没有出现在现场聚集群众面前，成为引起现场聚集群众强烈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公安局、县委、县政府大楼被点燃后，相关领导干部仍未站出来采取果断措施，而是从县领导到州领导，层层开会研究，层层请示等待。

　　据了解，事件发生时，瓮安县委书记王勤正在现场附近。县长王海平在都匀家里，接到电话后，下午6点多钟赶回了瓮安县城。但直到当日20时，除瓮安县副县长肖松曾在聚集群众前短暂露面外，再无其他县委、县政府和州里主要负责人与聚集群众对话。

　　事件发生后，县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和公安局长申贵荣从都匀回到瓮安后，却未直接回到被包围的县公安局，而是进入了有武警守卫的县武警中队。县委在事件进一步升级时，又赶紧把应急处理指挥部转移到了远离县城1.5公里、有武装警卫的的县武装部内。

　　而瓮安县所属的黔南州委、州政府所在地的都匀市，距事发现场不过1个多小时车程。当日19时许，黔南州公安局负责人赶到现场，这位负责人在外围转了一圈后对县主要领导说，“群众烧一烧，把气消了，晚上就会散去的”，并未采取什么措施。

　　事后许多目击群众对本刊记者说，如果在关键时刻有领导干部挺身而出，与现场群众对话，事态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为什么领导干部不到现场？71岁的瓮安县老县长徐银芳认为，主要是害怕群众。而害怕群众的根源，又是脱离群众。

　　他生气地说，县政府为了躲来访群众，两年多前就把县长、副县长办公室门口的牌子摘了下来，好让群众摸不着门。

　　瓮安县前人大主任王开余说：“以前我们要下乡都是走路，途中就与群众同吃同住，走到哪个老百姓家里都能坐下来聊聊。现在的干部工作条件好了，坐着车下乡，虽然效率提高了，但是与群众的接触却大大减少了。”

　　新近调任瓮安县委书记的龙长春对记者说：“领导干部处理此类事件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如果只考虑自己的行政安全，遇着矛盾和问题绕着走，等待上级指示是最易脱责的。”

　　他表示：“虽然现在当领导干部的风险越来越大，但是必须要敢于承担和负责，因为这是衡量党性的重要标准。”

　　与民争利筑起干群高墙

　　还有一个原因不可忽视：当地干部中存在不少经商办企业的情况，一些干部利用职权资源投资兴业，制造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干群之间筑起了一道“利益高墙”。

　　本刊记者在瓮安采访期间，县纪委正在清理查处干部经商办企业问题，他们表示，在调查结束之前，“整体情况不便对外公布”。但是一位交流干部为记者形容了瓮安干部经商的规模：“如果说某县10个干部中有1个办企业，在瓮安就有7～8个。”

　　2006年，瓮安对县检察院原副院长宋勇经商办企业的问题作出了处理。宋勇长期在该县永和镇悦来村煤矿入股，由于对入股分成不满，他利用职权带着检察院执法人员、开着警车，强行收走煤矿《采矿许可证》等证件。经举报查实后，宋勇被免去了党政职务。

　　再如，县法院副院长邓太华参与瓮安县雍阳镇高家坳村富水山庄饮食场所经营，并发生了经济纠纷。县纪委核实后，责令其退出股份，进行诫勉谈话。而且，这个富水山庄在创办时还有瓮安县民政局的股份参与其中，后期也发生了纠纷。

　　从这些已经作出处理的案件可以看出，瓮安干部经商办企业的“级别”已经很高。此外，县纪委表示，一些干部用家属名义开办企业，查处的时候也很困难。

　　2005年8月30日，中纪委下发了《关于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问题的通知》。但时至今日，这种情况在瓮安仍然为数不少。

　　县国土局局长刘晓勇对记者说：“干部职工参与的往往是无证矿，‘看得见，摸不着’，群众反映有公安、检察部门也参与其中”。

　　而据记者了解，贵州一些县也发现了更上一级机关参与开矿的情况。

　　龙长春说，近几年瓮安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老百姓的意见反而越来越大？“主要原因就是干部与民争利”。

　　“交通警察买车运煤，派出所干警超额罚款且打白条、不给收据、挪作私用，甚至还有的派出所向娱乐场所收取‘保护费’，严重影响了执法公正，必然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龙长春说，“而我们对这些干部的管理和惩戒又失之于软、失之于宽。”

　　记者了解到，这“软”和“宽”是实实在在的：当地某乡镇长曾因经济问题被追究刑责，不仅没有丢掉乌纱帽，反而加官进爵，提拔成乡党委书记；某乡党委书记违规驾驶公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2人死亡，却未受任何处理。有学校校长由于经济犯罪被判缓刑，校长却照当不误；公安局一个干部发生经济问题，不仅未作追究，反而被“带病提拔”。

　　龙长春也提到，目前瓮安还有几个有经济问题的乡镇书记未作处理，“下一步就要对他们进行清理”。

　　“好”书记看不见危机

　　接受采访的一些瓮安干部对王勤的评价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清廉”，是个“好书记”，认为在他任内发生“6·28”事件是个悲哀、遗憾。而且王勤在当地群众中也有一定口碑。这样一个“好书记”，为什么会在“6·28”事件前后举止失措？

　　免职后的王勤几乎是流着泪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他说：“去时(到瓮安任职时)孩子才两岁多，青春都献给了瓮安，身体也搞坏了。老父亲常年卧病在床，主要靠哥哥照顾。家里也是靠岳母来帮忙。”

　　王勤1998年到瓮安县任县委副书记，他对记者说：“我刚到瓮安时县财政经济状况极端困难，县委常委会讨论支出项目时，细到20元的支出款项；县里开两会，连用多少张纸都要事先批准。这几年发展这么好，老百姓得的实惠这么多，想不到他们会去砸县政府，还有人鼓掌欢呼，这是最让我伤心的。”

　　在当地干部眼中，王勤是一个“学者型”的干部，他拥有硕士学位，且正在南开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童德莹认为，王勤做县委书记“少了一份虎气，多了一份书生气”。“他从校门直接进入‘衙门’，30多岁就当上了县委副书记，仕途上一帆风顺，成长过程缺少了实践的摔打，不遇大事则已，遇到这样的大事就束手无策了”，童德莹说。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王勤之所以在瓮安干部群体中有较高的评价，还与他较好地平衡干部利益直接相关。

　　瓮安的10位县委常委中有8位是交流干部，王勤给他们规定了“四不”：不参与打麻将，不进夜总会，不进歌舞厅，不到干部职工家串门。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回避、弥合了交流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嫌隙，但“不到干部职工家串门”之类的规定也于无形中放弃了倾听基层呼声的机会。县委副书记瓦龙标说：“现在看，这样的做法还是谨小慎微了一点。”

　　在干部利益和群众利益的均衡中，王勤也选择了前者。瓮安县财政局局长陈廷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07年全县财政总收入2.4亿元，但工资等刚性支出就达2.5亿元。近几年增加的财政收入，其中5000多万元补发了拖欠干部职工的书报费、交通费、洗礼费及岗位津贴。

　　王勤的官场平衡术似乎是成功的，但是当他把钱花在补足干部待遇的同时，却忽视了当地许多学校的住宿条件还非常有限，对许多李树芬这样的外地学生无法实行寄宿管理；也忽视了县里仅有的3所医院医疗卫生条件差，楼道、墙壁污黑，临时加床的病人拥满过道；更忽视了“6·28”事件其实早有征兆。

　　去年以来瓮安包括爆炸案在内的各种大案频发，群众对公安机关评价的满意度只有59%，今年1至6月份群众上访总量已达348起，超过去年全年320起的上访总量，这些都是重要的警示信号。

　　“县委、县政府如同坐在了火药桶上，自己却浑然不觉。”前瓮安县长徐银芳这样评价。

　　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言：“当官不能太舒服，如果不攻坚克难、吃苦受累，人民就不会满意。”在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发展模式亟待转变的当今中国，党的领导干部仅仅保证了清廉，发展了经济，搞定了官场，还远远不够。缺乏了危机时刻的决断和勇气，忽视了老百姓的诉求，忘记了“发展为了谁”的道理，就不配被称为好干部、好书记。

　　以此来看，“好”书记看不见危机，就成为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