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何以成“水火”

　　好看的“发展”数字背后，是没有妥善协调的社会各方利益关系

　　从大堰桥头到瓮安县政府，6月28日下午，请愿的人群从十几个学生到上千人，沿途每经过一个住宅区，就有一个新的群体加入：拆迁居民、水库移民、中小学生……他们大都是瓮安近年粗放“发展”中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

　　谈起瓮安县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受访的一些当地干部无不自豪。然而这些干部很少意识到，令他们自豪的“发展”，导致了干群“水火”关系，引发了这起群体性事件。

　　美丽数字的背后

　　近几年，瓮安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当地统计，2000年至2007年，瓮安县GDP从11.4亿多元增加到21.9亿多元，翻了近一番；财政总收入从6682万元增加到2.4亿多元，增长近4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4.4亿多元增加到19.3亿元，新增近15亿元。

　　与中西部不少县市一样，瓮安县尽管交通不发达，但资源丰富。凭借丰富的煤、磷资源，瓮安这几年的财税收入一直保持了迅猛增长。今年上半年，尽管受凝冻灾害影响有一个多月工业生产完全停滞，但时间过半，县里财税收入也还是过了半，“全年财政收入有望突破3亿元”。

　　不过，瓮安的高速发展，与中西部其他一些县市一样，仍然是一种以牺牲资源、牺牲环境、甚至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的粗放型、掠夺式发展。

　　玉华乡乡政府所在地白岩村和与相邻的岩根河村田坝组，有200多亩水稻田是自流灌溉，当地百姓喝的是引到家家户户的山泉水。瓮安磷化公司将白岩村的部分矿硐承包给个体老板开采后，挖断了地下水源，多户村民房屋开裂下沉，水井干枯，人畜饮水只有到远处矿硐里抬水来吃，自流灌溉水源断绝，原来的水田也被迫改种旱作玉米。

　　像白岩村和岩根河村田坝组这样，资源开发让地方GDP增长了，政府税收增加了，让矿老板赚鼓了腰包，可群众“守着煤山没煤烧，守着磷矿没钱赚”。当地一些群众反映，“政府和老板吃肉，可矿区老百姓连汤都喝不上”。

　　不仅享受不到资源开发的利益，还要付出生产生活受损的代价。白岩村棉花寨组村民袁永立说，以前矿老板还让村民干装车(1吨矿石1.5元钱)的活，现在连挣这点血汗钱的机会也没有了。他家为供三个小孩上学，以月息1分2借了1万多块钱的高利贷。而为了解决吃水问题，村民们还要承担多次上访的成本。

　　更有甚者，一些矿区“山挖空了，地挖陷了，水挖断了”，相关村民还因此去坐牢。

　　岩根河村田坝组村民与在当地开矿的爱思开公司发生矿群纠纷后，2007年4月29日，县政府以协商解决方案为由，让村民代表来到县政府会议室，却突然派公安人员进入会场将王文举等7名代表拘押。闻讯而来的村民随后与警察发生冲突，13个村民被警察打伤，并被行政拘留。随后瓮安县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分别判处王文举等村民2年至6年的有期徒刑，至今这些村民仍在监狱里。

　　2007年2月，县里为了支持瓮安煤矿建焦化厂用地，县政府行文将瓮安县永和镇柴花村农民部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强行收回。在农民提起行政复议期间，政府为保证焦化厂“按时完工”，对当地前去工地“阻工”的20多个农民，动用警力铐走10人行政拘留。随后县法院判县政府收回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效。判决前，县法院行政庭承办法官认为，“这个案件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大局要讲，但强行判了，当事人上诉后，后患是无穷的”。

　　失去承包地的农民至今仍在四处上访，要求还他们公道。

　　近年地方投资建设，也不注意保护群众利益。如瓮安县法院为修办公楼，征用雍阳镇中心村农民的土地，群众认为每平方米25元的补偿标准太低，不同意征用。在县领导的要求下，公安局出动公安和武警100多人，把村民团团围住，强行把地里即将成熟的包谷和稻田里新插的稻秧推倒压烂，土地被强行征用。

　　据瓮安县信访局统计，2006年1月至2008年6月，瓮安县信访局接待的群众来信来访共670件，办结122件，办结率仅为18.2%。今年1至6月，信访局接到反映较大规模矿群纠纷的信访案件就有15件，多数是因矿区开发群众受损失而上访。

　　而今年“6·28”事件发生后，仅7、8两月，县信访局按信访条例正式立案的群众上访案件，就有近600起，其中既有矿群纠纷、山林水事纠纷，也有大量的涉法涉诉案件。

　　公共服务依旧缺失

　　瓮安经济发展，并未带来当地公共服务的同步提高。

　　“瓮安不安”是本刊记者在瓮安采访中听群众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去年9月，瓮安县城居民区接连发生4起人为爆炸案，至今一起未破。全县盗窃、抢劫、强奸案频繁发生，以致瓮安的妇女上街都只戴假首饰，瓮安县长、副县长的办公室都被连盗4次没有破案。

　　近几年瓮安县每年的刑事案件发案数多达600至800起，破案率只在50%左右。

　　教育等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瓮安二中现有学生4000多人，有3000多学生应该住校，但实际上能住校的学生只有600多人。全校51个班，只有49个教室，缺的两个教室只有用物理、化学两个实验室代替。由于操场里容纳不下，这个中学已经有一年多没做过广播体操。另外学校还有一栋教学楼是危房，每天七八百学生在里面上课，学校时时刻刻都在担心。

　　瓮安县其他中学，也都面临校舍和师资不足等问题。如瓮安一中需住校的学生2500人，能住校的只有1000人，瓮安三中1000多人需住校，能住校的不到200人。

　　大量从农村到城里上学的孩子，都只能在校外租房。

　　此次事件中的李树芬、王某，都是乡镇到城里上学在校外租房的学生。

　　致富心理失衡

　　瓮安现有的资源开发模式，是少部分人靠权力、资本支撑的发展，带来社会各群体严重心理失衡。

　　据瓮安县新任国土资源局局长刘晓勇介绍，瓮安县在资源开发上，全县除了正式拥有开采权的190个矿井以外，一段时间以来，对矿产资源的无证开采基本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一些非法盗采者的猖狂，用常理基本已无法解释。一些以国有企业名义有证开采的矿井，也有相当部分被个体老板以各种方式承包。

　　瓮安县一位副县长说，尽管没有统计数字，但矿产资源开发的好处，相当部分落入了个体老板手中，少数人发了大财。瓮安这样的小县城，上百万元的宝马、奔驰车就有五六台，五六十万元的私家车更多。这种开发，不仅群众会产生仇富心理，就是一些机关干部看了，心理也不平衡。

　　瓮安县资源开发中，除一部分矿老板发了大财，县财政也得到了好处。但财政收入增长主要用到了干部身上。2007年瓮安县全县财政总收入2.4亿元，总支出4.7亿元，其中干部的工资等刚性支出达2.5亿元。

　　尽管一个机关干部的平均年收入差不多已是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0倍，但与那些“有办法”的矿老板们相比，干部们仍然少有满意。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认为，瓮安所体现的发展模式，还是一种只要GDP、财政收入增长，成果没有让群众共享，缺乏公平正义指向的发展。结果当地GDP增长越快，财政收入增加越多，群众利益受损可能就越大，老百姓的积怨越深，社会危机的爆发可能也来得越早、越猛烈。

　　有大患，有大忧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瓮安事件的发生，暴露出一些干部失去了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缺乏忧患意识”。

　　本刊记者采访的很多干部群众及专家指出，当前一些地方有大患、有大忧，必须重视解决。

　　“瓮安事件”警醒了一些地方发展模式之危。在一些地方，“发展”偏离了科学的轨道，仍是以高昂的环境代价、资源代价和群众利益代价换取的。“美丽”的经济指标背后，生态被毁、资源枯竭、群众怨气积累，权力与资本结合，少数人群一夜暴富要让整个社会甚至子孙后代付出成本，这样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变。

　　“瓮安事件”警醒了一些地方干部作风之危。在瓮安等一些地方，一些干部面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乃至生命安全的“大事”视作“小事”，草率处理；面对复杂交织的种种社会矛盾，“不敢管、不愿管”，逃避矛盾、避重就轻；面对突发事件，反应迟钝、明哲保身，甚至落荒而逃，最终引发性质严重的群体性事件。一些地方在错误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干部的种种不良作风，正在使干群关系由“鱼水关系”，演化为“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

　　“瓮安事件”警醒了一些地方基层治理之危。基层政权处在改革发展稳定的第一线，处在联系群众、沟通群众、服务群众的第一线。但是，一些党员干部当官不作为，甚至公权私用，致使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脱离群众，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一些地方“政府不如黑道大哥说话管用”的现象，表明基层政权控制力削弱，社会治理能力薄弱，给社会稳定埋下重大隐患。

　　“瓮安警号”警醒了一些地方社会建设之危。新阶段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和刑事犯罪高发期，社会矛盾的关联性、聚合性和敏感性不断增强。但是，一些地方社会治理的内在运转机制却出现问题，经济指标“一俊遮百丑”，在经济提速背后，社会建设严重滞后：公共服务不足、社会治安混乱、民主监督缺失，人民群众的合法需求得不到满足，各种社会矛盾在“司空见惯”中逐渐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