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系列事件它的共性所在,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播放短片)
解说:
2008年8月13日,《半月谈》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群体性事件突发,为基层执政敲响警钟》的文章,文章开篇以三个镜头的方式,为我们展现了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现象。
镜头一: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引发大规模群众纬度政府部门和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事件。
镜头二:7月3日,陕西省府谷县一村民驾驶农用货车为逃避检查跳入黄河并死亡,一些民众包围警察,并把警车掀翻砸烂。
镜头三: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胶农冲突事件,40余名公安预警和10余名胶农在冲突中受伤,两名胶农死亡。
文章中作者还指出,这一些事件虽然导火索各不相同,但在表现形式和深层原因上却体现出相当的共性。
共性一:群众利益长期受损,多年矛盾积蓄难解。文章以瓮安为例,指出瓮安近年来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但在移民搬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制中出现了各种矛盾,沉积的有影响的重点信访案件就有20多起,大量积案的存在使得民众对当地政府越加不幸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偶然事件足以导致社会情绪的井喷。云南孟连事件同样如此,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指出,胶农增收致富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胶农对橡胶公司的积怨逐步转化为对基层政府和干部的积怨,最终集中爆发冲突。
“对党充满感恩之情,对人温和的傣族群众拿起了刀斧棍棒与警察对抗,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件事情必须引起我们当政者的深刻反思。”李纪恒在处理孟连事件时这样警告云南官员,这句话也许值得所有官员反思。
共性二,处置方式不当,作风粗暴,滥用警力,面对这些现象,长期研究群体事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于建榕研究员指出,纵观这些群体性事件,有一个共同特点,警察都处在冲突的第一线,遇到群体性事件就出动警察,这中得罪老百姓的事都得我们去做……,我们几乎把人都得罪完了。这是6月28日因瓮安事件被撤职的前瓮安县公安局局长申贵荣说的。
“调动警力的事就不用报省里了。”这是7月19日孟连胶农事件中,普洱市市长沈培撇在市委决策时说的,一个是不想得罪人,却不得不出警的公安局长,一个是知道不能随便动用警力,但是仍然选择了调动警力的市长,最终结果是两起事件都出现了经查与群众对直的场面,而反思贵州瓮安事件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十分痛心的说,绝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时间
共性三:信息不公开,导致政府公信力缺失,矛盾激化。
其实早在去年著名的《瞭望》周刊也同样刊登了一篇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文章,文章特地指出,基层部门要相信群众,讲事实真相尽早说清楚。而一年后《半月谈》的文章则再次提醒人们一个细节,在瓮安事件中,关于一个女学生死因及处理的各种半真半假的信息,凭借现代传播手段四处流传,由此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起来,最后酿成群体性事件,而在其他集体性事件中,基层政府官场的五倍次做法也都是导致不明真相的群众高度情绪化的重要原因。
可见,一些基层政府的陈旧观念在信息社会已经完全失灵了,只有维护群众的知情权才能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的最佳时机。
主持人:
刚才我们看了几个群发性的事件,实际上在这样一些事件当中我也感觉比较熟悉,比如说在这些事件当中像贵州瓮安事件,我是到现场去进行了采访,这个县城只有7万多人,但是参加群体事件的人数达到了两万多人,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事件爆发之后所带来的社会上的影响力。刚才从这个片子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提出很多共性的东西,我有一点感触非常深,比如说动用警力,在瓮安的事件当中应该说多次动用了警力,而且一些群众在不法分子的煽动下,烧大楼第一个烧的就是公安的大楼,那么就从整个一系列让我们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动用警力来处理这样一些群发性事件,反映在我们干部作风上,你觉得表现在哪儿?
张羽:
其实我们从现场看是警民冲突,本质还是官民冲突,因为谁能调动警察呢?是当官的能调动警察,确实在现在不可否认,社会转型期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在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当中自然有人利益会受损,或者说这是客观原因,或者是人为的被受损,那么这样的矛盾实际在不断地叠加,那么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干部的话,他要解决群众维护群众的利益,首先你要维护群众的正常的利益诉求,那我们看到最终爆发其实一开始是没维护好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那么还有很多问题可能短时间你很难去解决群众的利益诉求,你要给它一个疏解的渠道,你要慢慢跟他谈,跟他谈谈心,让他至少能泄气,这是第一位的。但是我发现,我们有些领导干部用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强力手段,企业经济纠纷用警力,包括计划生育、医疗教育也用警力,我们的警察叫呼之即来,来之能战,认为这样是看似一切平静大好的最简单的良方,最有效率,效果最佳,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叫做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最终会酿成大害,这就是我们干部作风当中再处理问题的时候简单粗暴的一种做法,因为他不能塌下心来去跟群众沟通,不能塌下心来真正去给群众着想,或者说不能塌下心来费尽心力的去化解一些矛盾。
主持人:
我在瓮安采访的时候有一点感触非常深,有一个当地群众带我们到县委县政府,实际上被烧的,他说,你看门前竖着两块碑,这两个碑上面刻着一幅对联,上联是“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下联是“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说你看,现在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对他们的一个莫大讽刺,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个老百姓,因为新任的市委书记要进行街访活动,我到那一看,群众非常地多,早上八点要街访,六点就排了几百人了,其中有一个上年纪的人说,我20年没见过市委书记,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干部的作风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是说干部去解决,而是很粗暴地动用警力,实际上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应该有一些渠道,比如行政的渠道,比如说像舆论监督等很多方面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你觉得在我们目前这种情况下,像干部作风问题,我们还回归到题目上来,怎么来进一步化解这些矛盾,解决这些问题?
张羽:
其实刚才你讲到有一个群众讲到二十年没有见到市委书记,其实我倒认为他不需要20年之内一定要见到市委书记,或者说20年之内见到十次市委书记来说明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他在一年之中见过他们几次乡长,他在一年当中见到几次他们的乡党委书记。
主持人:
大多数都是在电视上。
张羽: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干部作风,我们看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纠偏机制是什么样的纠偏机制?我们基本上都是从上向下的纠偏机制,就是更高一层的领导出来,来解决下面已经出现的问题,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正常的群众的利益申诉渠道呢?就像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我未必能见到市委书记,但是如果我能见到乡长的话,我就能把问题解决的话,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大事化小呢?或者就不会有最后的激动难返的情况呢?我讲的是我们要有一个正常的申诉渠道,既有申诉渠道,也有我们人大政协,至少我们当利益群众的代言人吧,那么最普通的农民利益谁来代言呢?包括你讲到的,舆论的申诉渠道,如果群众的问题被媒体放大,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那么导致最后这个问题的解决,可能也不会出现群体性的恶性事件。
主持人:
你刚才提到一个程序,我再瓮安采访的时候印象很深刻,所谓的市委书记市长接待日,实际上它是公检法各个部门的主要领导,包括像教育局、土地局的各个领导都到现场,只有市长和书记对他非常好,大家总是希望在很多问题的解决上希望有个包青天,大家没有说要以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来解决这些一些问题,你刚才也提到,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很多方面的制度,比如像人大、政协,包括信访等很多方面的制度,但是这些制度怎么落到实处。
张羽:
干部作风是其一,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当你这些制度形同虚设的时候,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在去做,当你这些制度形同虚设的时候,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在去做,你肯定是起不到实效,公信力首先来源于谁给你权利去做这件事情,第二来源于你做什么事情,当人民把权力赋予给你的时候,你不去认真的去为人民做事,你哪来的公信力呢?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是导致地方的领导干部首先是不信,第二是不满,最后就导致不服,不服就导致冲突,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瓮安事件的回顾,你讲到你去瓮安采访,全县城小小的县城7万人,最后两万人参与了最后围攻公安局的事件,这些群众大部分是不明真相的,他不明真相为什么会被少数人挑唆,去围攻公安局呢?去围攻一个堂堂国家的司法机关,代表着公平与正义的司法及机关呢?因为在过去的几当中或者十几年时间当中这样一个群体利益也被伤害了,我看到一个事件讲到,瓮安事件开始的时候从中学爆发的,几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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