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结束后是否继续实施单双号限行政策，在市民中引发争议。本报委托北京锐智阳光信息咨询公司开展了针对北京市民的调查，68.9%%的受访北京市民表示支持，19%%的人表示反对，12.1%%的人则表示无所谓。其中无车族的支持率比有车族高34.4个百分点。(《新京报》9月2日)

　　从最原始的利我角度出发，无车一族难免支持限行。在无车人多、有车人少的语境中，这一结果早在调查之初就无悬念可言。因此，问题的根本不在调查，而在于公共政策本身的立场，单双号之辩实际上是公共政策之惑，考验的是职能部门的执政思路。

　　美国政治学者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有权威的分配。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必须公开、审慎，必须让公共参与，如此方能权威、科学。8月23日，针对单双号限行政策是否会继续执行的提问，北京市交通管理局副局长王立表示，“这种出行问题和老百姓的生活太密切了，关系到市民的切身利益。不妨在一定程度展开大讨论，让市民更多地发表意见，也可以为政府今后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应该说，王立的这番表态很聪明。毕竟，任何公共政策都必须尽可能地让公众知晓、参与和讨论，也必须尊重民意。

　　从这一角度而言，北京市交通管理局的思路无可厚非。至于有人提出，用民主讨论和民主决策的办法决定单双号限行是否该长期进行，会形成“多数人暴力”；少数开车的人挤占了过多的公共空间，消耗了过多的清洁空气，理应限制等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无论站在哪一方立场说话，也无论哪一方多么持之有据，都不能否定公共政策需要公开讨论、需要公众参与的必要性，而公众讨论本身，就是对公共政策的参与。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缺少公众参与，由少数人、少数部门制定公共政策，往往经不起推敲，不孚民意，甚至有的公共政策成了部门利益化的集中体现。让公共参与，在立法时扩大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无疑更有利于决策和法律的民主化、科学化。由是观之，让公民参与单双号之辩，应该充分肯定。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职能部门在单双号限行问题上并非毫无瑕疵可言。有论者曾指出，让公众参与这种结果一目了然的讨论，实际上是“发动群众斗群众”。此说有些偏颇但也有一定道理，一是车辆继续实施单双号限行原本就是伪问题，因为无论是否限行，最终都会损害一些人的利益；二是职能部门没能提供相关的权威信息，比如北京迎来蓝天，多大程度上是实施单双号政策的结果？三是职能部门回避了真问题，比如单双号不是万全之策，城市轨道交通还不够发达，燃油税迟迟不施行等等才是关键。并且，最为关键的公车膨胀、公车私用等问题，也没有提及。在诸多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简单地只进行单双号限行是否继续的讨论，无疑就像当初某部门推出漫游费下降的两种方案(无论哪种方案都是只能降，而公众实际上需要的是废除漫游费)一样，有糊弄民众之嫌。

　　公共政策的过程性与动态性特点要求其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和革新，做好公共政策的优化与组合，否则只能阻碍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此可见，只是简单地推出单双号讨论是肤浅的，最关键的是要根据公众的种种吁求，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和革新。(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