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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说：

　　“粮食丰收之后，必须提防鼠患”，这句贴在农村宣传栏中的宣传语您大概不陌生，生活中鼠患有秘方应对，而金融领域的硕鼠而狡猾的多。

　　今年4月，两起“老鼠仓”案终于水落石出。上投摩根基金公司研究员唐建两年前利用职务之便，以父亲和他人的账户名义违规操作股票，于基金建仓前买入，又在基金卖出之前先期抛售，非法获利约153万元。与之异曲同工的是，南方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王黎敏以类似的手段从自己所管理的基金股份中非法获利约150万元。

　　像唐建和王黎敏这样，利用职务便利获得未公开的经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暗渡陈仓，谋取非法利益和巨额利润的行为被称为“老鼠仓”行为。

　　虽然今年4月，中国证监会取消了两起“老鼠仓”案当事人的基金从业资格，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并各处罚款50万元，但人们的议论还是沸沸扬扬。有人质疑，对“老鼠仓”的行政处罚已经尘埃落定，为什么仍迟迟不启动对他们的刑事责任的追究呢？如今，正在审议的《刑法(修正案起草案)》有望填补对“老鼠仓”行为的刑法监管空白。草案规定，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经营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交易活动，或者建议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相关规定处罚。

　　根据这一条款，“老鼠仓”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当事人将被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

　　民众1：

　　有百天照，理发，剔胎毛这种。

　　记者：

　　当时你觉得你的个人电话怎么会泄漏出去？

　　民众1：

　　觉得可能是医院泄漏出去的。

　　伊先生(郑州市市民)：

　　我当时就很奇怪，你怎么知道我结婚了，他说我们跟民政局有合作关系。

　　民众2：

　　他肯定有内部人。

　　解说：

　　在今天，个人信息被泄漏的事件屡屡发生，我们在烦恼之余该怎么办，目前中国尚缺乏一部全面规范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法律。

　　虽然《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形成了草案，但立法程序仍在推进当中，还没有实质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此次《刑法(修正案起草案)》增设条款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窃取、收买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的，情节严重的依照钱款的规定处罚。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新的问题逐渐出现，如何杜绝“老鼠仓”，怎样保护个人信息，怎么惩处传销人员等等，这些问题困扰着人们，给法律提出新的考验。随着《刑法(草案)》的出首，这些问题有望得到强有力的法律支撑，然而立法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全部答案吗？也许，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主持人：

　　买卖个人信息情节严重，我们听上去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这个情节严重，怎么理解情节严重，是把我的身份证号码卖出去了叫情节严重，还是说卖给十家公司就叫情节严重，这个怎么去定义它？

　　卢建平：

　　我想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界定它，一个就是说信息数量本身，它讲的信息量大小，比如说以前报纸上曾经报道过，有专门的公司或者专门的中介机构专门向一些特定的行业推销，再有比如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个人手机号码或者说家庭电话光盘，这算一个情节严重。

　　第二就是他行为的次数，比如在一年之内或者连续几年当中连续不断的一犯再犯，或者尽管收购了一些相关的行政处罚还屡教不改的。

　　第三情形可能就会涉及一些国外法律当中会有这样的规定，就是所谓敏感信息，比如涉及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他的政治见解或者说他的一些思想观点，诸如此类，如果这个信息一旦泄漏，对于这个人包括一些不愿意公开的个人隐私，如果这些信息一旦泄漏，对于这个人的声誉、形象或者人格尊严将会带来很大的损害。

　　这三种情形我想可以概括为情节严重。

　　主持人：

　　在没有这样一个修正案以前，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有什么方式来保护自己？一旦个人信息被泄漏了，我们怎么办？

　　卢建平：

　　理论上可以走，比如像《民法》上的所谓侵权自诉，就是我的权利受到侵害，我可以走民事赔偿的方式。但是因为这种东西往往是我孤立的一个个人，我的信息比如我的家庭电话或者说我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我的身份证号码，或者说我的其他一些反映我职业状况或者家庭状况的信息被人家侵犯，我所面对的可能是一个黑幕，这个黑幕可能就是一个全国的或者说全球性的商业性的公司，所以最近这几天，尽管我在旅途当中，这样的电话和短信还是屡屡不断的，比如有保险公司推销业务的，有买房的，有推销汽车的。

　　主持人：

　　现在一旦这个《刑法(修正案)》生效以后，我们怎么利用它来保护我们自己的权利？

　　卢建平：

　　现在看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主持人：

　　为什么？

　　卢建平：

　　一个是在我们国家，对于这些个人信息，普通百姓真正把它当回事的可能还不多，即便是像我们可能对个人权利相对而言比较敏感一些或者看的重一些，也会觉得这样的事情要调查，要取证，要进入法律程序，好像是给自己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再说，这类公司、这类企业可能也有相应的保护的考虑，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我们国家对于这些个人信息没有一个完善的法律规定作为一个前提放在那里。所以我们国家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个人信息安全法》现在还正在审议当中，这个法律应该是我们现在《刑法》要加进去这条规定的前提。

　　主持人：

　　这次的《刑法(修正案)》也提到了人们非常关注的对于“老鼠仓”的处罚，有些人就提出来这样一个看法，以前有挪用资金罪最高可以判15年，但是挪用资金罪只是在一个公司，会在内部产生影响，再有限它也是有边际的。但是“老鼠仓”不一样，它一旦出事，影响的就不是一个公司，也不是可以计算的数字了，为什么如果在这方面量刑的话，最高的量刑空间还是很少，为什么？

　　卢建平：

　　我想这可能也是反映出一个立法者的谨慎，“老鼠仓”这个行为从实质上来说，它属于法律上的背信行为，就是特定的证券、保险或者说期货、基金投资公司的创业人员违背了投资人的委托，违背了投资人的信任，利用你的职务便利，利用他人的资金给自己牟利，这是一种典型的损人利己的行为。

　　背信行为在我们的《公司法》里面已经有普遍的规定，但是要进入《刑法》，我们要非常慎重，要选择，所以我们国家《刑法》首先是从国家工作人员、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董事、经理开始，如果你违背信任，你利用职权，从事给亲友牟利的业务，或者说经营跟你这个国有公司董事、经理任职相同的同类业务为自己牟利，那么这个就是典型的背信行为，但是它的主体范围很小。后来发现这种背信行为在证券期货公司这个行业里面也比较普遍，所以我们又把这个范围又扩大到了证券期货公司。这次增加了惩处“老鼠仓”这样的行为，主体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证券期货以外的基金类的公司、企业。

　　主持人：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的确，惩处“老鼠仓”已经进了新的刑法的话，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希望，也是一种宽慰。但问题是，这样一个新的条款怎么能够很好地落实下去，因为今天看到了很多评论都在纷纷质疑，这样一个条款怎么能够真正落实？

　　卢建平：

　　我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针对“老鼠仓”的个案，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每一次《刑法》修正都要修改掉一些规定，但主要还是增加一些新的规定，这些新的规定它的有效实施可能需要几个前提，一个比如说要有完备的行政法律法规作为前置，比如说证券期货类的或者基金类的法律，针对“老鼠仓”行为，比如针对买卖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安全法》这个前提必须要有，那就是形成一个完整的制度。

　　另外一个，我们现有的法律规定，它适用的要件不能要求过高，比如受贿罪里面可能就有这样的问题，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实践当中要证明起来很困难，往往有的时候因为缺乏这个要件，这个罪就定不了，律师往往就拿这个作为他辩护的主要理由。

　　所以法律的前置，法律本身的灵活性，当然我们说还需要有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他必须是这个领域的行家里手，这些条件加起来，我想能够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