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素质和能力的提高，需要强调教育和培训，但更有赖于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推进

　　党的十七大以来，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作为战略任务在部署。在今年夏天召开的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议上，来自中央的要求指出，目前干部队伍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上存在明显缺陷和不足，强调要加强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为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发展提供重要保证。

　　在高层看来，当下干部素质能力上的明显缺陷和不足，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许多干部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遇到了老知识不管用、新知识不够用的问题，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知识恐慌”、“本领恐慌”；

　　二是有些干部思想境界不高，精神状态不佳，作风比较漂浮，党性锻炼缺乏，在理想信念、大局观念、奉献意识、清正廉洁等方面需要大力加强修养。

　　曾为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的中央党校陈雪薇教授对《瞭望》新闻周刊说：“中央对于干部队伍目前存在的这两大问题的估计和分析，非常及时、准确、中肯，值得各级党委、教育部门、组织部门高度重视。”

　　知识、本领为何“恐慌”

　　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变，社会建设任务猛增，国内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且彼此联动。今天管用的知识和方法，明天就可能面临修正和更新。受访专家认为，这是数量庞大且理论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干部队伍出现知识和本领双重恐慌的客观因素。

　　根据我国目前的发展现实，多位专家建议，干部队伍最应“恶补”的知识、本领、能力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环境下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有效化解复杂矛盾、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以国际视角把握机遇、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首先是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梁妍慧说，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锻炼，干部队伍已经具备了在世界经济形势良好的情况下，依靠加大出口和吸引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经验。但是当国际经济形势出现波动，特别是在我国从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科学发展转变的过程中，干部们普遍缺乏驾驭复杂局面、提高经济增长素质、扩大内需的经验。

　　“所以，要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环境下驾驭市场经济，从而实现科学发展，各级领导干部的经验、思路、手段和方法都还比较欠缺”，梁妍慧说。

　　其次，随着社会不同利益群体边界的逐渐清晰，利益矛盾需要进行大量的疏导、协调，这就需要干部具备综合的协调矛盾、整合社会的能力。

　　贵州瓮安事件和云南孟连事件，是2008年年中发生的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瓮安事件和孟连事件背后‘利益协调失当’的诱因在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要避免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重演，降低各方损失，干部们不仅要关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更要借鉴教训，在日常工作中建立利益表达的常规渠道，建立矛盾调处机制”，梁妍慧说。

　　其三，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围绕市场、科技、能源和资源的全方位竞争更趋激烈，以思想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竞争更加突出，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中国的国内问题正在与国际问题相互联动。此时，干部更需要具备从国际视角下观察和解决国内问题的能力。

　　陈雪薇教授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树立宽广的世界眼光，保持清醒头脑，善于从国内国际两个视角看问题，提高科学判断形势、进行战略思维的能力和把握机遇、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

　　“这些亟待‘恶补’的知识、本领、能力，在一些基层干部中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重大突发事件背后的干部因素来看，一些干部对自身知识、本领的欠缺还没有恐慌意识。这种麻木令人震惊，应当提高警惕”，陈雪薇说。

　　提升道德品行和精神境界

　　在群众眼中，有些干部不能说能力不强，但政治上不坚定，品德不好，因而并不认可。

　　“思想境界不高，主要指一些干部的生活情趣问题”，梁妍慧说，“从近年来出现的一些贪腐案件来看，官员‘包养情妇’等私生活糜烂问题越来越突出，这是中央提出干部思想境界问题的大背景”。

　　在2007年1月初的中纪委七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专家认为，这标志着干部生活作风问题进入中国反腐败工作的视野之中。

　　“精神状态不佳，指的是一些干部存在‘混日子’的现象”，陈雪薇说，虽然这是一个“新词”，但在现实中并不是“新事”。“一些干部感觉仕途已经‘到顶’，工作没有动力，整天混日子，对待工作敷衍了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降低了党和国家政策的落实效率”。

　　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说：“从我的基层调研感受来看，目前，干部作风漂浮，只关心政绩工程，做表面文章，应付考核评估，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直接导致了中央政策在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执行难’。这是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他说，一些干部对群众关心的问题不闻不问，对一些短期内难以出成绩的深入工作置之不理，导致社会矛盾日益积累，最终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深刻的教训告诉我们，应当严厉惩处这些胆大妄为的干部，因为这些人已经威胁到了党的执政能力和在群众中的形象”。

　　“当然，作风漂浮的问题与现有的考核评估体系也直接相关”，竹立家对本刊记者说，“考核体系就是干部的‘指挥棒’。目前，以科学发展为目标的综合考核体系正在制定之中，各地也进行了一些探索”。

　　几乎每个落马贪官在总结自己的问题时，都要提到一句话：“放松了对自己的思想教育”。“这实际上就是‘党性锻炼缺乏’的集中表现”，梁妍慧说，“在现实中，一些干部对党的历史、传统讲得少了，对信仰的追求讲得少了，对吃喝、住房、汽车攀比的多了；同时党内相关的监督机制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于是就出现了党性锻炼弱化的问题”。而“理想信念、大局观念、奉献意识、清正廉洁”，正是目前党性锻炼和党性教育中存在的弱点和努力的方向。

　　培训着眼于覆盖整个干部队伍

　　从今年开始，新一轮的大规模干部培训启动。此次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议，还讨论了《关于2008～2012年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央强调，与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相比，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还存在不适应的地方。

　　突出表现在：不少单位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重视不够，重选拔、轻培训的情况比较严重。培训中形式主义、脱离实际的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培训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干部培训需求贴得不紧，培训内容不新、方法不活，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不强。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体系的开放度和竞争性不够，优质培训资源不足与资源相对过剩的现象并存，多头培训、重复培训、多年不训的现象并存。不同地区、类别、层次干部的教育培训发展不够平衡，宏观管理和分类指导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一些干部在培训中存在功利主义、学习不认真以及学风不正、学用脱节的现象等。

　　对此，竹立家教授表示，目前我国共有4600多个培训机构，2007年培训总人数为7500万人，培训成本不可谓不高。但是教育培训体系的改革尚未跟上，不少方面仍然存在“四化”倾向：培训机构官僚化、培训管理贵族化、培训课程设置娱乐化、培训内容西方化。这些问题与中央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所存在问题的判断高度一致。

　　梁妍慧教授说，根据现实情况对干部素质提出的新要求，干部教育培训体制也需要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包括，在加大财力投入的同时注重对培训实效的衡量，改封闭式的自我培训为开放式培训，将各地的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和高校的培训资源进行有效的横向整合等。

　　据本刊记者了解，中央党校正在从课程设置、培训时间、培训方式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比如，在不放松系统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增加运用现有知识发现、分析、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课程内容；增加体验式教学、情景教学、案例教学等新的教学方式；将原本4个半月的轮训时间缩短为2个月，以保证所有干部都能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完成正常培训。

　　寻求治本之道

　　目前，我国的干部队伍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和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已经成为主体，相当一部分干部学历层次比较高，思维比较活跃，综合素质比较好。在一个更为合理的激励机制和组织体系中，这些干部的素质能力有望得到更大的提升。

　　梁妍慧教授常年从事干部培训工作。她对本刊记者说，近年来，随着干部年轻化的加速，干部队伍，特别是“中层”干部队伍的素质正在快速提高。干部的知识水平普遍较高，能够熟练掌握现代信息来源，眼界开阔，对现实问题非常敏感，而且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

　　从国家行政学院建院之初即在此从事教学工作的竹立家教授，15年来接触了大批受训干部。他也有着同样的感受。他认为，应该抓住干部年轻化、素质提升的契机，通过深层体制的改革，为促进干部素质能力快速提高提供制度保障。

　　竹立家教授说，从国内外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公务员素质取决于三个因素。首先是整体的政治环境。其次是组织结构和机制。最后才是教育培训。可以说，教育培训只能起到增加和更新知识、工作技巧，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的作用，而要真正提高干部的素质还要依靠整体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包括考核评价体系的改革。

　　如果知识因素在升迁过程中所占的权重不大，干部自然没有学习和提高的动力”，竹立家说，“惟有我们的整体政治环境和组织制度鼓励干部积极向上，树立公共精神，才能够更有力地推动干部队伍素质、能力实现真正的提高。这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制度推进，同时也是治本之道。”(记者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