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置业公司改制为民营企业。进行审计评估时，为减少公司国有资产的评估值，经张同意，公司未向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这部分期房的销售合同，致使开发这个小区所使用的土地的价值未被计入置业公司资产，3869万余元国有资产被隐匿。

　　2001年底，置业公司正式改制为山东隆生旺源置业有限公司并出售给张家岭等5个自然人，张家岭个人出资112万元，占公司股份的10%。

　　张家岭在多家下属公司兼任董事长，仅他在交代材料中列举的个人出资入股的公司就达10余家。而且，他还曾得意地说，兼任董事长调动资金就方便，下属知道我用钱了，也不会问钱是公用还是私用。

　　张家岭的所作所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中的个别人。他们的心思游离于工作之外，或跑官要官、投机钻营，或结党营私、中饱私囊，而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中的混乱令人触目惊心。

　　例如，轻骑集团销售公司实行调拨车制度，回款后核销产品库存。截至2005年底，销售总公司库存商品余额为1.5亿余元，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库存了，账实严重不符，造成巨额潜亏。而轻骑集团外贸公司购买新和贸易株式会社股权，经了解，该股权曾经分红，但账面一直没有体现收益，也长期没有人过问。

　　更有甚者，还有别有用心的人凭借掌握了张家岭违法违纪的把柄，三番五次向张家岭索要钱物。张家岭曾擅自决定由轻骑集团担保，安排海南新大洲摩托车有限公司借款650万元给张某某个人经商使用。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张家岭承认之所以将650万元公款借给张某某，是因为自己有违法违纪的把柄被他掌握了。

　　疯狂重组兼并建起的“大厦”不堪一击

　　有人说，轻骑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疯狂的重组兼并史，轻骑的垮塌就是一部疯狂抵押、担保和开具“信用证”的融资史。

　　据公诉人指控，1995年5月至1999年6月,张家岭因集团资金短缺、资不抵债，指使下属利用虚构贸易合同开出信用证、将信用证在境外贴现后供轻骑集团使用的融资手段，先后在12家银行骗开信用证294笔，金额折合人民币40.8亿多元，给银行造成损失7.9亿多元。

　　另外，检察机关指控张家岭犯有偷税罪。轻骑集团光速分公司为了少交税，向张家岭汇报并经张同意后，采取伪造账簿、伪造记账凭证、在账簿上不列或少列收入等手段，偷逃税1024万余元。

　　一方面，轻骑的兼并重组与非理性投资，急需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融资后的偿贷压力又迫使轻骑为寻找新的抵押物而继续重组兼并，以至形成恶性循环。在轻骑集团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每年都有兼并与重组，几乎每年都有融资。而一旦资金链条断裂，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厦”的瞬间跨塌。

　　截至2005年底，轻骑集团外贸公司先后在海外7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22家公司，投入资金和产品合计9600多万元。如今，已造成损失8100多万元。

　　“有时为了企业的扩大增长，可以不顾一切，加之权力过于集中，很难听到相反的意见。”

　　“随着企业的增长扩张，个人权力不断增大，在生产经营中对决策后的风险估计不足，也缺乏对决策风险的追踪和控制，往往愿望是好的，其结果未必好，带有一定程度的理想化色彩。”

　　“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自我改造和约束的能力和自觉性，失去了监督。”

　　在张家岭总结自己犯罪的四点教训中，有三条涉及监督。

　　“做大做强”，打进“世界500强”，曾经是轻骑人的梦想。然而，离开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健全的监督控制机制，豪言壮语总是显得苍白无力。

　　由于盲目求大，在企业的重大事项、重大措施、重大资金运作以及重要人事安排等工作中，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思维惯性，又缺乏监督、拒绝监督，导致轻骑集团的发展很快陷入恶性循环。 (崔智涛 本报记者 郑燕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