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物价持续上涨，东莞在全国第一个“吃螃蟹”，首创向低收入人群发放一次性大额临时生活补贴，符合条件的市民每人补贴1000元。但政府“发红包”并不顺利，据新华社昨日报道，东莞市政府对发放临时生活补贴估计不足，最后总的财政支出可能超出估算1倍多。其原因在于，除了通常的低保、优抚等困难群体外，东莞还将低保边缘户这一类别首次列为济困目标。由于之前并未对此摸底，仅凭家庭月人均收入401至600元这样的标准，基层政府难于操作和统计。

　　尽管东莞政府财力优厚，凭借多年发展积累的实力，要消化超出估算1倍多的“红包”开支，也许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东莞“发红包”遇到的麻烦，揭示了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政府如何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准确识别和锁定政策对象，以达到最佳的政策效果。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政策难题。日常生活中要识别一个穷人，人们凭常识经验即可实现，路边的乞丐、天桥下的流浪者，都是显而易见的弱势人群。但从公共政策层面，要区分何谓生活困难群体、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却少有这样一目了然的效果。一旦这种划定与收入分配、福利政策挂钩，人们更会争搭便车，政府发给谁、不发给谁，政策执行过程就是对社会公正的考验。

　　因此，政府是否有能力完整识别和把握政策对象，绝非轻巧。而如果识别不清，轻则令二次分配走样，政策公平无存，重则令权力自我腐蚀，民生疾苦加剧。如低保对象、优抚对象、非低保对象的残疾人、孤寡老人、弃婴、麻风病人等生活困难人士，往往有明显的个体或群体特征，统计掌握相对容易。一旦超出这些特征，要追求更精细更准确的政策把握，基层行政往往无能为力。

　　明显的例子是各地曾经出台低保群体的认定标准。有“养宠物狗者不能获低保”的；有“有空调者不能获低保”的，有“有电脑者不能获低保”的，有“用手机者不能获低保”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还有城市索性推出低保听证制度，要求社区人士民主投票，多数通过才能享受低保。这种民主手段的非正当使用，表明基层政府在如何识别穷人的问题上，确实勉为其难。

　　有学者指出，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建立在公民经济收入状况精细化统计的基础之上，否则，政府决策就会缺乏科学性和针对性。而给市民发放补贴是动用财政资金，有必要进行听证，要经过人大讨论和批准。这事实上都是强调，政府任何公共决策，在技术上要有尽可能详尽的科学论证，在价值上也要有尽可能充分的公开辨论，政策方能接近科学与民主。

　　因而，在出台济困措施的良好初衷之下，也不应忽视潜在的公共政策问题。以法制化形式掌握公民经济收入状况，确立公共决策的信息基础，这些都是行政能力与水平问题，完全可以改善。需要区分的两类情形是，其一有能力无意愿，这是存在已久的行政权力监督问题；其二是有意愿无能力。基层政府追求民生改善，却发现找不到或找不准政策想要帮扶的真正穷人。

　　当然，东莞政府发放临时生活补贴，从另一角度说明，基层政府在公共职能上已经或者正在告别既无意愿也无能力的状况，转而进入更复杂也更微妙的发展阶段。公众需要有能力也有意愿保障民生的现代政府。当基层政府能做到始终有意愿去关注穷人，也有始终能力识别穷人，给予他们及时的帮助和关心，则不仅是政府现代行政技能的提升，也大可以说是国家权力制衡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