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草】

　　“思想解放不够”改革文件起草小组调整

　　到了1984年，即将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在讨论会议究竟研究什么问题时，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政治、经济的改革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十二届三中全会最理想的是搞个改革的文件，搞个对全党起到巨大鼓舞作用的文件。

　　杨启先回忆，商品经济论在当时理论界已屡有提及、但中央文件尚未写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遂向中央建议，要专门搞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这个决定从1984年6月份开始起草，杨启先被调入到起草小组。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成立了以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先后找有关部门、省市的领导开座谈会。

　　起草小组先写提纲，但讨论了多次也跳不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路数。这时，有人提出要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有突破。尽管如此，但起草小组内部仍形不成统一意见。

　　1984年七八月间，中央在北戴河开会讨论这一问题，胡耀邦主持，两次讨论之后，胡耀邦对没有跳出计划经济圈子的提纲仍不满意。他强调，这是一个历史性文件，一定要写好。

　　原起草班子思想解放得不够，胡耀邦调整了起草小组的负责人，改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林涧清为首，同时增加郑必坚、龚育之、林子力、滕文生、高尚全等人进入文件起草小组。

　　1984年8月以后，新的起草班子开始工作。

　　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高尚全，提出“改革就是要为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要把商品经济写进决定，在“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句话之外，还要加上一句“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

　　但仍有人反对写进商品经济，主要是害怕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混同起来，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反对的人官都比我大，所以我没有办法了。”高尚全说。

　　【讨论】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宪法不抵触”

　　事后，高尚全想了一个“计策”，建议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在西苑饭店开了个理论研讨会，力图通过理论界的意见影响起草小组的意见。

　　研讨会请了20位学者专家参加会议。会上，高尚全阐明文件应当在理论上有突破，应当明确地把“商品经济”写上去。大家讨论意见很一致，认为发展商品经济是个必然的途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要经过商品经济的阶段。

　　此外，研讨会也讨论了另一个问题，指出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不对称，也不科学。一个是社会制度，一个是手段和方法，二者不对称。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以后，起草小组在玉泉山工作期间，胡耀邦、赵紫阳又分别上山主持起草小组进行讨论，当谈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时，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说，倾向于写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其间，赵紫阳听过很多建议，于光远、童大林等人开过一个会，坚决主张写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给赵紫阳写了一个会议简报。

　　与起草小组最后一次讨论时，还请去了邓力群，赵紫阳首先问大家理论上有没有问题，杨启先说“能站得住”。赵紫阳问和宪法有没有抵触，郑必坚说“没有矛盾，宪法上没有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最后又问邓力群有什么看法，邓力群说，他1979年就是这么提的。

　　【出炉】

　　中央决议正式成文前夕临时加句话

　　1984年9月9日，赵紫阳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4位常委写了封信，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表达了4层意思。

　　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

　　邓小平、陈云同志在他的信上画了圈表示同意。9月11日，中央召集了约1500人，讨论了征求意见稿，人员包括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各省市区、各大军区同志，以及26个大企业的负责人。

　　通过讨论加强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城市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决定在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进《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去。

　　同时，把原稿第四部分“改革计划体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标题改为“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但写进决定了不等于大家的思想都想通了。”杨启先说，由于一直有争议，《决定》正式成文的前一天晚上，又加了一句话“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银行、土地、矿山不是商品。”这实际是说商品经济仅限于生产产品的领域，而不包括生产要素，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体系。

　　《决定》的历史意义不容抹杀，尽管存有局限，但在一提商品经济就害怕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承认这样的观点使文件成了“有历史意义的一个文件”，并为后来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记者 钱昊平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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