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正面临着艰巨的全球挑战

　　30年来，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既有利益也存在风险。当前，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需要重新平衡，中国需要更多地把重心放在发展来自内部需求支持的经济增长上，尤其是个人消费方面。而且，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把中国过度地置于全球经济的周期性发展中，在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强劲的一波5年增长之后，现在有充分理由使中国对美国引发的世界GDP增长的减速感到忧虑。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还使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为令人担忧的逆全球化反冲的焦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公民，中国必须正视这些利害关系。作为当代历史上最为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正面临着艰巨的全球挑战。

　　——史蒂芬·罗奇

　　比粮食短缺更紧要的是政治智慧短缺

　　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的一些弊端开始浮现，很多人重新论证：马尔萨斯就是错了。事实上,过去300年来证明马尔萨斯错误的那些机制，今后并非一定会继续发挥作用。正如马尔萨斯没能预计到绿色革命、福利制度、全球贸易等因素，嘲讽马尔萨斯的人又有几个当初预见到生物能源、人口大国崛起、金融机构炒作粮价这样的因素呢？所以马尔萨斯到底是对是错，要回答这个问题，三百年可能还是太短。不过说到底，马尔萨斯到底是对是错，还是取决于我们的政治体系，鼓励技术创新，保护自然环境，缩小贫富差距，调控金融风险，都是政治能够积极推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比粮食短缺更紧要的问题，是政治智慧的短缺。

　　——刘瑜

　　“政府公平悖论”的解决之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极不均衡的方式迅速发展，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公平却没有取得明显的改进，甚至在某些领域还存在严重缺失的现象。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凸显了政府的社会责任,社会不公的存在反映了政府社会责任的缺失,政府应承担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众的普遍诉求。但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存在着一个悖论性的现象,这一现象可称之为“政府公平悖论”,即政府既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关键力量,也有可能因诸多原因导致不公平现象的滋生。克服政府公平悖论的重要途径是建立法治基础上的政府问责制,依靠法治对政府的非公共性倾向进行纠正,通过问责推动政府履行社会责任,并运用法制将政府的社会责任制度化。

　　——陈国权 王勤

　　资源价改“闯关”成为经济平衡关键

　　目前国际金融资本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已由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转战到商品市场，而在美元连续贬值和低利率的刺激之下，投机行为被过度放大，能源就成为当下首当其冲的既安全又高回报的投机选择，其直接后果则是急速推高了全球通胀水平。而由于中国内部生产要素价格非市场化机制，上述后果被异化为两种补贴结果：其一是中国补贴世界，由于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外国消费者在享受中国制造的同时，也将本应承担的要素成本外部化给中国；其二是国内穷人补贴富人，为了保证上下游产业的供给链条，上游行业享受着巨额取自于全社会纳税人的财政补贴，进而使得内部要素占用者(例如拥有汽车者)将本应承担的要素成本外部化给要素非占有者(例如不拥有汽车者)，而这两种异化又进一步扭曲了价格机制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应有作用，导致一方面由于资源的低成本刺激了总需求的增长，另一方有效供给增长的市场化效能又被抑制。因此，资源价改“闯关”成为当前权衡经济平衡的关键。

　　——张涛

　　伪善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机制

　　“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我觉得问题不大。像这样的一种现象，有人说是伪善，这其实以前已经有人指出过，如果说这是伪善，那么这是社会非常可贵的一种机制。而且这种“伪善”和“真善”之间，也没有截然的界线。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环境，使内心比较邪恶的人也不能不伪善，而且必须一直伪善下去，他一作恶马上就被人抓住，久而久之，这个伪善成为一种习惯，也就成了真善了。所以说，其实伪善是一个社会很重要的功能，因为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是圣人，而且往往都假设任何人都是不完善的，而且也有权力不完善，我们也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去做圣人，但是我们要求的是每个人的行为必须要受到制约，尤其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更是需要受到制约。

　　——秦晖

　　社会需要“童真视角”

　　当时我写《反腐原来很简单》的时候，也有朋友讥讽，说究竟是反腐很简单还是作者的脑子很简单？还有的戏称文章的思路是为反腐败提供了一种新视角，“童真视角”。我知道这些朋友的用意都是好的，在于强调反腐败的复杂性。但问题是，世间有许多事情，如果说复杂的话复杂无比，如果说简单的话也简单无比，如果看得很复杂的话，就没有解决的可能，而如果真要解决这些貌似复杂的问题，其实有时需要的就是一种很简单的制度。甚至往往存在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即对于一个看似复杂的问题来说，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简单制度可能有多种，只要有其中的一种真正起作用，问题的解决就不是难事。“反腐原来很简单”这个命题实际要表明的是，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真正想解决这个问题。

　　——孙立平

　　“精英治国”提供刚性执行力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执行力受到世人的广泛赞誉。首先,责任政府是新加坡政府执行力的条件,即政府要负责任地制定政策,确定执行目标,以岗位责任制保证执行,并及时对政策等进行监控调整以达成更好的执行效果;其次,强势政府是新加坡政府执行力的途径,政府重视政府权威,重用具有刚性的强势精英,挥舞“大棒子”将负责任的政策贯彻执行到底;最后,廉能政府是新加坡政府执行力的保证,塑造出高效廉洁的具有执行力的组织,通过文官制度培养执行力人才,同时,借助政府外的力量有效地完成政府要执行的任务。

　　——吕元礼

　　过高道德标准阻碍我们警惕人性之恶

　　道德是个比狐狸还狡猾的词汇，有些情况下，它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当你想当然地以为做了道德之事时，结果很可能恰恰相反。正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说：将人间变成地狱的，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我们依赖既有价值观所作出的判断未必就是正确的，面对自然界，面对很多我们没有亲身经历的事，我们是无知的，如果因为高估自己理性的作用而随便对陌生事物下断语，并根据高估了的理性去设计行为规范，结果必然是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所说的那样：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愿望铺成的。

　　——王永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