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举报“零距离”

　　“举报方式除了传统的信函举报外，网上举报的数量大了。”孙立泉告诉记者，网上举报与传统的举报方式相比，提高了效率，也加强了举报人和检察机关的互动，又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举报人的安全。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2005年1月初，苏州市沧浪区检察院网上密码举报系统，收到关于苏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处副处长郑大水收受贿赂的匿名举报。此后，检察院举报中心人员运用网上密码举报系统的互动性，多次与举报人在网上联系，获取了更多详细信息，后一举侦破此案，郑大水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没收财产6万元。那个举报有功的神秘举报人获得了8000元的举报奖励，按照举报人的意愿，沧浪区检察院将这笔奖金代为捐赠给慈善机构。直到现在，检察院还不知道举报人是谁。

　　“网络举报与传统的信件举报相比，信件举报如果匿名，也不写地址，就没法找到举报人；而网络举报，即使匿名，也可以和举报人在网上交流。”何延安说，因此，早在2003年最高检就设立了全国检察机关统一的举报网站：进入最高检网站主页，“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的链接非常醒目。点击进入举报中心，再点击“我要举报”，就可以看到一张中国地图，举报人可以选择相应省份，点击即可进入该省检察院的举报平台进行举报。“举报中心”会自动生成一个密码，举报人据此密码可以随时查看举报的处理情况。

　　这样，最高检就把全国的举报线索纳入统一管理，适应了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的要求。

　　举报人与最高检的互动是网上举报的一大亮点。举报者登录举报网站，除了能与工作人员网上交流，还能看到他们的举报信息受理情况。举报者可以看到他的举报材料是分流了，还是移送到其他机关，或者是转到相应的有管辖权的检察院。最高检规定，收到举报信息，一个星期内告知举报人受理情况，3至6个月告知案件处理情况。

　　“有些群众认为非得面对面地反映问题才踏实，坐飞机、火车来北京举报，实际上网络互动才是零距离的。”孙立泉说，这种快捷的举报方式，为群众拓宽了举报渠道，为检察机关拓展了案源，也给群众降低了举报成本。

　　职业举报人渐成气候

　　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以检举揭发贪官的腐败行为为己任”的职业举报人，他们对贪官的腐败行为明察暗访后，将举报材料报给当地检察院举报中心，并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据某地检察院统计，去年职业举报人举报的案子多达50余起。这与检察院出台的《奖励举报有功人员暂行办法》有关：法院认定犯罪数额在1万元至10万元的，按犯罪数额的5%奖励举报人；认定犯罪数额在10万至50万元的，按犯罪数额的10%奖励举报人；举报50万元以上的犯罪额，将给予特殊奖励。

　　同时，检察院还给予职业举报人全面的保护：严守举报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信息。“最早的职业举报人出现在湖南。”何延安告诉记者，当初几个举报人联合起来举报，把问题解决了，名声也出去了。别人有问题也找他们，一举报还真管用，相对专业化、职业化的举报人就出现了。

　　职业举报人以举报为业，通过举报领取一定的奖励，对此社会褒贬不一。而孙立泉副厅长却十分肯定“职业举报人”的工作：“职业举报人的出现，其实是对举报工作的一种肯定，说明举报工作已经收到明显实效。我们也非常欢迎职业举报人给检察机关提供有价值的举报内容，这对反腐败非常有利。”

　　有了官方的支持，最近几年职业举报人已经渐成气候。有“民间第一职业举报人”之称的姜焕文，曾“扳倒”婚外情副市长。他在媒体上公开说：“我经常出差，全国各地跑。一般会在一个城市举报10到20件事情，等我离开这个城市几个月后，举报所得的奖励就给我寄过去了。做的时间长了，奖金也是源源不断。几年加在一起，共获得了十几万奖金。”

　　与姜焕文的职业化举报不同，扳倒湖南郴州巨贪曾锦春的是“民间举报人联盟”。王文汉曾是湖南郴州市宜章县的一名企业主，为了打赢一场经济官司，他多次给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送钱，但曾锦春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做法，让他在借了高利贷行贿之后，依然输了官司。从此，王文汉走上了举报曾锦春的道路，并与彭北京、李民主、黄元勋等三人结成“举报曾锦春联盟”，还达成了生死协议，每周彼此都要通话一次，确保其他3人都还安全。正是他们持续不断的努力，将“中国第一贪纪委书记”拉下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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