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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秋风

　　主流价值只能由秉持各种价值观的人们，在一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透过自由辩论、沟通、合作，融合现实中的各种传统，而逐渐达成

　　汶川大地震之后，新闻媒体相对及时而充分地把地震的灾难呈现到民众面前，在民众中间激发了空前的同胞之谊与仁善之心，国人的精神空前地凝聚在一起。这一社会现象让人们普遍乐观地认为，这次大地震将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促使国人的精神结构发生变化。

　　不过，我认为即使确实会发生这种变化，现在似乎也还未清晰呈现出来。相反，在公共空间，人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是，不同人群，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对自己、社会在地震中的表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蕴涵了其关于国人未来精神结构的愿景。

　　地震之后，万科集团决定捐款200万元。5月15日，该集团董事长王石在博客中辩护说：这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而为了使企业的捐赠可持续，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他也会捐助200万。他又说，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不使慈善成为负担。尽管有人支持王石的立场，认为慈善既然是自愿行为，就不应追究捐助多少。但大多数民众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强大的舆论形成了“逼捐”之风，大量企业、尤其是房地产企业纷纷追加捐款。有人问：这还是慈善吗？

　　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语文教师范美忠在发生轻微地震时，劝学生不要慌，大地震到来时，却第一个冲出教室。十几天后，他在博客撰文为自己辩护，用自由主义论证自己的行为，说逃跑是个人自由，无人有权要求他人舍己救人。他虽然舍弃学生逃跑，但无丝毫道德愧疚感，因此而获得“范跑跑”的称号。

　　“范跑跑”的行为与自辩刺激了大众，抨击之声铺天盖地，其中包括时评员郭松民，他认为：人应当讲道德，老师应当对学生承担责任。但两人在电视台的辩论中，郭松民失态的表现却使之落下“郭跳跳”的称号，范美忠却得到更多支持。很多人称，宁要真小人，不要伪君子。但也有一些人士开始思考本能与道德、个人自由与职业伦理之间的关系。

　　就在这些事件进行的同时，还发生了另外三件事。对于大地震中政府的迅速反应及设立全国哀悼日等表现，有媒体从“普适价值”的角度予以解读，认为国家权力朝着尊重民众权利的方向变化。对此，以反对伪科学出名的司马南不予认可，他连续发表博客文章反对这种“普适价值”论。

　　6月5日，余秋雨发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要灾民以大局为重：“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汶川地震后，诗歌似乎复兴，《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等诗歌引起读者强烈共鸣。6月6日，山东《齐鲁晚报》则发表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词二首”，第一首《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以废墟下遇难者的口吻，发出了“纵做鬼，也幸福”的感慨，并表达了“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愿望。

　　凡此种种言论及由此而形成的辩论都表明，当今国人的价值体系确实是非常混杂的，其中既有中国的古典传统——现在很多人在致力于恢复这一传统；过去半个多世纪形成的价值体系也似乎具有一定程度的支配力；同时，过去二三十年来在市场化环境中似乎也形成某种新的精神传统，它在中青年人中有很多影响，但其内部也不乏尖锐的冲突。这些价值形成了不同的话语体系，其间所发生的争论是相当激烈的。面对大地震秉持不同价值观的人们所表达的尖锐的看法，更是激起了情绪化的反应。

　　舆论、尤其是表现得比较充分的网民的反应则表明，民众生活于这种价值混杂而纷争的社会中，似乎多少有一些迷茫、焦虑和不安。那么，今天，有没有可能重新构筑某种主流价值，作为国人的价值底线？很显然，这种主流价值由政府自上而下地确立存在难度：现在舆论对教育部门取消范美忠教职就有批评之声，也有人呼吁教育部门不要评比“抗震救灾小英雄”。

　　归根到底，主流价值只能由秉持各种价值观的人们，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透过自由辩论、沟通、合作，融合现实中的各种传统，逐渐达成。至于理想状态，也将是古人所说的和中有同，“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