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精髓是法治经济，政府、企业依照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开展救灾工作，是各类灾害事件救灾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具体到“5·12”大地震，复旦大学法学教授王全弟认为，救灾工作在民法领域主要涉及物权法和合同法的相关内容。

　　征用：物权法中的“紧急状态”

　　首先，灾区急需大量帐篷、活动板房、食品、药品等物资，而国内企业的产能是有限的，出于人道主义的最高原则，物资必须优先供应灾区。这一点，就涉及去年刚刚颁布实施的物权法有关“征用”的内容。

　　物权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使用后，应当返还被征用人。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

　　王全弟说，要注意征用和征收的区别。征收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首先，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征用的对象范围更广；其次，征收是所有权的转移，而征用是使用权的转移；第三，征用的前提条件是抢险救灾，这一点非常符合本次地震救灾的情形。

　　王全弟特别提到，征用虽然是紧急状态下对使用权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转移，但是政府不应损害被征用对象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不应给所有人造成损失。“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就是说要对价补偿。比如，食品药品是消耗品，不可能返还，就应当给予经济补偿；帐篷虽然可以回收利用，但是也会有所折旧损耗，不应当返还企业，而应当给予经济补偿。

　　不可抗力：救灾企业的“后盾”

　　其次，在本次救灾工作中，一些企业为了确保灾区需要，不得不停止原有合同的履行，那么就涉及到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还有一些灾区企业，因为受到严重损毁已经无法履行合同。王全弟认为，对这些无法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的合同，原则上应视为不可抗力，救灾企业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我国合同法有对“不可抗力”的免责条款，还专门对“不可抗力”作出了解释：“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王全弟说，灾区企业不能恢复生产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作为不可抗力好理解。更多的情况是，在汶川地震救灾工作中，很多企业为了救灾，不得不暂停或者推迟其他合同的履行。一些企业为此心存顾虑，担心承担违约责任。王全弟认为，如果出于救灾需要和政府强制性指令，这类合同也可视为不可抗力，企业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如果因为其他合同停止履行，给合同另一方造成损失如何处理。从原则上讲，造成的损失由对方自负，但实际上有很多减少损失乃至避免损失的方法。首先，合同法本身就规定了，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其次，合同是双方自愿订立的契约，大灾面前，作为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有必要互相理解、互谅互让，让企业的日常需要让位于十万火急的救灾需要；第三，如果双方已经部分履行合同，比如需求方已经向供货方打出部分货款，如果合同解除，供货方需将所有货款返还需求方；如果合同可以推迟履行，供货方在救灾任务完成后，应尽全力继续履行合同，把需求方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政府采购：平等的市场主体

　　王全弟指出，与唐山大地震时期的救灾工作相比，政府的角色已有很大的不同。在行政法领域，政府依然是权力主体，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是，在政府采购这样的民事领域，政府和被采购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必须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则。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民营经济，所有产业基本都是国有的，政府可以对一切救灾资源进行无偿调拨。而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在最初的紧急救灾状态下，可以征用、征收物资，但也必须支付对价。而在更长的灾后重建工作中，政府对物资的调配主要是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完成。在政府采购过程中，政府和供货企业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政府没有命令企业的权力。而且，政府负有这样的责任，即必须对产品进行精心选择，挑选价廉物美的产品用于灾区重建。□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