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过去已一个多月，震区在复苏，生活在继续，伤口一点点愈合，但至今仍有许多凋零的生命失落了姓名，不能回家。一个庞大的无名遇难者群体，在等待认领，那也许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永远得不到认领，甚至也许他们的亲人也都在这场灾难中遇难。人们试图悼念灾难中每一个死者，但有些死者或许将永远无名。6月12日，震后一个月，记者去探访他们，以此记下这样一个群体——

　　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已经整整一个月，6月12日这天的下午，她还没有被亲人领回家。

　　这位遇难者仍然“待”在成都市东郊殡仪馆的照片墙上，等待家属前来辨认。没有人知道她的姓名，只有一个编号8-014。

　　人们为她留下最后3张照片：开始腐烂的脸部，变形的身体，以及一把套着红绳的钥匙和一只银色手镯。

　　在这家殡仪馆大厅的一个角落里，两面照片墙上，贴满了与她类似的无名遇难者。按照规定，成都各受灾区县的无名遗体被运至殡仪馆后，经相关程序发布公告，若24小时后仍无人认领，就火化处理，保留骨灰。之前，会经法医鉴定，每具遗体都要拍3张照片，一张脸部，一张全身，一张遗物或有胎记、残疾等个体特征的。所有照片被打印9套，分别在成都市9个殡仪馆内张贴，供亲属辨认。

　　殡仪馆的玻璃墙上还贴着一份“地震死亡人员名单”。31个人，其中4人的“姓名”一栏里填着编号，分别是2-150、2-128、2-124和2-152。另一个，“姓名”填的是“小女孩”。还有7人，“姓名”栏里写着“无名”。这7人中，有3人的“接运地”一栏也填着“无”。

　　前段时间的媒体报道中，像这样的照片墙前，“人头攒动”，每天至少有数十人前来辨认。许多悲恸的故事，在照片前被倾诉。

　　但6月12日这天下午没有人来。一直没有人来。在这些遇难者的“遗像”前，我开始觉得手足无措。

　　殡仪馆的业务大厅里只坐着两群人。一问，是家里人去世，送到这里火化，“和地震没有关系”。问工作人员，说是这几天已经很少再有人来认领遗体。大厅入门处的指示牌上原来贴着“确认‘5·12’地震遇难者遗体的家属由此去”，如今被翻转了一面，只有从大厅里隔着玻璃墙往外才能看见。

　　这时工作人员叫了一个名字，让亲属去领骨灰。一群人于是起身，大约有十几个，往外走去，其中有人披麻戴孝。那一瞬，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人的死亡，是一件多么具体的事情。

　　他临终前，或许有亲人守在身边，有悲伤的告别。他的遗言和最后的面容，应该有亲人记得。至少，他的死亡被亲人知晓。我们这个文明中对待死亡的一整套程序，能够在他身前身后一一启动——此刻殡仪馆内的一幕，便是。

　　于是我试图想象，照片墙上这些遇难者的死亡也能具体起来。然而仔细看一组组照片，你会立刻知道，这样的奢望就像是把脸伸向这场灾难，让它狠狠地扇你一耳光。

　　大部分照片，脸部是变形的、模糊的、腐烂的、被毁掉的，甚至有些遇难者根本没有脸部照片，本该3张一组，第一张却就那么空着。

　　照片墙中央贴着一张“情况说明”，写着：“‘5·12’地震灾害发生后，政府有关部门对部分暂无人辨认的遇难者进行了检验，请家属进行辨认。此次公布的无名氏只是一部分。注：本次提供辨认的图片截至5月17日。”

　　对不起，幸存者们只能用“无名氏”来称呼你们。

　　或者用法医检验编号。比如18-010，没有面容，也看不到全身遗体，3张一组的照片，前两张都是空白，只有遗物的照片，羊毛褥子的一角，上面放着一串珍珠项链。那么，应该是“她”吗？连这都不知道。

　　7-017，没有脸部照片，没有遗物照片，只有中间一张遗体照片，根本辨不清面容。只是这一次知道性别，照片上注明了“女”。

　　一股凉意从脊柱爬到后脑勺，然后头皮发麻。我强迫自己一张一张地看，发誓要在这墙上找到哪怕是一桩有着具体身份的死亡。

　　23-2，遗物照片上是一张就餐记录卡。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大口吸气，然后凑近去仔细地看。彭州磁峰中学住校生，有名字，有头像。同学，祝福你的最后一餐。

　　19-001，老先生，请你安息。脸部照片，是完全被砸毁的头部，幸好遗物照片上是一张完整的身份证，出生时间1948年12月20日,地址是都江堰市龙潭湾。

　　“幸存者”的说法，不是我的杜撰。在成都，多次听到有人诉说自己的幸存者意识。成都教育学院的一位老师，地震后避难到了乡下表姐家。电视一直开着，她逐渐了解到这场灾难的惨烈，意识到自己是跟地震擦肩而过，于是心里涌起对那些遇难和遭灾的人们某种复杂的感情：似乎有他们替自己“挨”了“顶”了这次灾难的感激和负疚。

　　然而我们所有人不得不面对和承受这许多无名的死亡。此前有媒体报道，据四川省公安厅有关人士推测，地震造成的无名遗体数量已接近万具，且呈增加态势，最终数据要等统计全部结束才能知晓。

　　我面前这两面墙上的照片，有三四百组。仅仅这些，已能把人压得喘不上气来。那么，近万，是怎样一个群体？该如何悼念他们，仅仅是生命凋零的一组群像吗？

　　工作人员叫了另一个名字。另一群人起身。我没有听到哭声，但那种压抑的氛围，连身上的皮肤都能感觉到。又一个具体的死亡被火化了。我知道，对这位逝者的悼念，同样会是一件多么具体的事情。

　　业务大厅外面，穿过一片广场，是悼念厅。目光从照片墙上稍稍移开一点儿，便能隔着玻璃墙看到。至亲、家人和朋友，会在那里悼念逝者。这样的哀伤，不会传播得太广，却刻骨而真切。

　　灾难过后，有两种哀伤，也有两种悼念。一种个体化的、具象的，一种群体化的、抽象的。3天的全国哀悼日里，地震遇难者得到全体国民的悼念。这是一件让人动容的事情。然而所有无名遇难者，却得不到来自亲人的那种具体的悼念。他们的遗容遗体，无法被亲人凝视。他们的骨灰，也很可能无从被亲人认领。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经验里，这甚至是并不亚于死亡本身的一种厄运。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汶川县水磨镇那位名叫程林祥的父亲，才一定要扒开废墟找到儿子程磊的遗体，不顾路途遥远艰险，要把遗体背回去，“让他在家里最后过一夜”。(见本刊5月28日报道《回家》)

　　而照片上这些人，能回家吗？所有那些无名的死亡，能安息吗？至少，我们看到了让人欣慰的努力：为遗体保留照片是第一步，目前正在根据提取的检材进行DNA检验，接下来会建立身份识别的DNA数据库，供后期寻亲家属比对。

　　因为技术上的难度和工作量过于巨大，实际上，我们已被告知，即便是最有希望的DNA比对，也不可能让所有的无名遇难者找到归属，甚至，成功的比例也许都不会太高。

　　无法预知，那位8-014——请允许我只能这么称呼她——何时会被亲人领回家。也许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永远得不到认领，甚至也许她的亲人都已在这场灾难中遇难。

　　殡仪馆总会有死亡的气息。但在这个下午，在这个今年3月才启用、号称西南地区最大的殡仪馆里，向我袭来的死亡，还叠加着失落了姓名找不到回家路的隐痛。（徐百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