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武器”，要求了解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收费数额及流向。不日将得答复，结局如何备受关注。

　　被采访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沈岿、陈端洪

　　采访人：记者 李曙明 摄影：记者 吕卫红

　　近些年，部分高速公路早已偿还完贷款却仍收费不止的问题，一直为公众所诟病。然而，质疑并未得到积极的回应，人们感受到太多尴尬和无奈。

　　今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之前对公众紧闭的信息之门，终于敞开了，它让我们有了太多的期待。

　　日前，北京大学三位教授王锡锌、沈岿、陈端洪向北京市发改委、交通委和首都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分别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了解机场高速公路收费数额、流向等信息。一个无奈的话题和一个让人期待的话题，被联系在了一起。

　　按照北京市发改委和交通委回执“将在15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的承诺，6月20日将是答复的最后期限。我们关心：三位教授，能否最终得到他们希望了解的信息？我们还关心：这能否成为终结“收费不止”的开始？

　　“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基于两个目的”

　　记者(下称“记”)：三位教授怎么想起提出这么一个申请？

　　王锡锌(下称“王”)：提出这一申请，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践；二是通过申请，进一步呼吁政府和公众关注无处不在的道路收费站问题，推动道路收费政策的改革。

　　记：那就先说第一个：“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践”。

　　王：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到现在刚刚一个多月的时间。政府信息公开作为一个制度平台，对公众知情权的落实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信息公开的制度到底能够有多大的生命力？这些不能仅仅靠理论上的分析，更需要实践的检验。我们选择一个公众关注的话题，用这一话题来测试制度的运行，这本身就是在为推动这一新的制度实践而进行的努力。

　　记：选择高速公路收费作为检验条例的“试金石”，是否和第二个目的有关？

　　王：对。我们正着手做一个“中国高速路收费政策改革”的研究课题。道路收费问题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收取道路通行收费政策的合理性何在？合理性假如存在的话，基础是什么？这样的基础是否依然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将来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改？这些都是公众关心的问题。

　　首都机场高速作为典型的收费公路，是课题的重点研究对象。我们发现，机场高速当初立项时是“政府收费还贷公路”，不以营利为目的，贷款全部还清后就应停止收费。但建成收费3年多后，有关部门把该公路的性质改为“经营性公路”，并重新核定了30年的收费权。十多年来，它的收费及其流向等信息并未向公众公开。作为这条路的使用者和缴费者，公众有权了解真相。

　　“对结果抱乐观态度”

　　记：对于向北京市发改委和交通委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人们好理解。人们不理解的是，首都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是个企业，为什么要向它提出公开政府信息的申请？

　　王：信息公开条例所要求的政府信息公开，不只是包括行政机关信息。条例第三十六、三十七条明确规定，具有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事业、企业单位的信息，也应当公开。这些事业企业单位的职能，本质上具有“公务”性质，与公众利益有非常直接的重大关联性。

　　记：对于申请，首都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是什么态度？

　　王：5月30号，我们以挂号信寄出申请。之后多次打电话询问，但对方一直说没有收到。后来我们要到了他们的传真号，于6月6号以传真方式发去了信息公开申请表。后问询得知，他们把这个申请又转到了交通委，但并没有说受理不受理，是否公开。

　　记：按照北京市发改委和交通委的承诺，6月20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可否预测一下，这会是怎样一个答复呢？

　　王：我相信，可能性最大的结果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向我们提供所申请的目标信息。因为从申请的条件来看，从是否应当公开的标准来判断，我觉得我们都符合法定的要求。因此很难想象出拒绝公开的一些实际性的理由。如果不公开的话，对政府而言，困难在于他的说理，就是他用什么样的理由来拒绝。

　　记：万一答复结果不理想，还有什么救济途径？

　　沈岿(下称“沈”)：制度化途径，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同时，条例还规定一种内部监督途径：举报。即向上一级主管部门或者向同级政府的监察部门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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