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案为什么没有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从2008年起，行政法规草案中凡不涉及国家秘密事项的，国务院法制办原则上都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立法为什么没有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记者问。

　　王振江说，尽管此次立法时间短，但依法该走的程序我们都走了。没有征求公众意见主要有几点考虑：

　　这个条例主要规范灾后恢复重建，是对政府的规范，落实有关政府和政府部门在灾后重建中的责任和任务，规范在政府主导之下的整个恢复重建活动。

　　比如，从调查评估到过渡性安置，从重建规划的制定到重建规划的组织实施，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条例中，没有给公众设定什么法律上的强制义务，它是为了解决好恢复重建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征求意见的重点放在了国务院部门和灾区各级政府，还有人大。

　　灾后重建已经进入紧锣密鼓阶段，随即展开，条例一定要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要在大规模的灾后重建展开之前立个规矩，时间非常紧。向社会征求意见要给足时间，要认真对待，时间上确实有点来不及。

　　这次条例，主要是针对汶川地震，不是一个广泛适用的灾后重建条例。

　　　　有必要搞一个针对性强的条例

　　据王振江介绍，先搞出来的征求意见稿，没有汶川两字。为什么要加上，是有考虑的。

　　他说，制定汶川条例而不是一般条例，主要考虑两点：

　　其一，地震尤其是特大地震，发生几率很低，但破坏性强，损失巨大，涉及面广，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都比较困难。在这种任务重、时间紧、涉及行业多、统筹安排相对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有必要制定一个针对性强的条例。尽管一开始没加上“汶川”两个字，但思路上就是对着汶川来的。按照科学统筹进行恢复重建，汶川是第一例。

　　其二，地震灾后重建立法涉及面广，可以通过《汶川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的检验，积累一些实践经验与立法经验。如果条例实施成功，即便将来需要用到相关立法，就是一个现成的范本，转换成一个普遍适用的地震灾后重建条例，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制度上没有突破现行框架

　　汶川条例，很多人将之归于紧急状态下的应对法。这种认识也许有误。

　　王振江解释道，汶川条例，立在应急救援向灾后重建的转轨之中，与“非典”时期并不完全相同，还不能完全理解为紧急事件的应对立法。

　　“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在应急状态基本结束、逐步转向大规模重建的过程中，更多地是规范以后的工程建设。这个条例从整体上讲，均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下进行，只是不排除个别问题的灵活规定。”他说。

　　比如，为保证效率与质量，行政审批只强调简化程序，及时依法办理，并没有说可以不按法律来；建设用地，考虑正常立项手续是需要较长时间的，因此条例规定建设项目只要符合灾后重建规划，就可以先行用地如临时安置，再办手续；重建用地的话，前提也是要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可以边建设边用地边报批，并不是说可以不报批。

　　“程序上的灵活，并不意味着程序可以打折扣。我们在处理时两面兼顾，即在一些个别问题上考虑到了应急状态的授权与需求，同时也考虑几个月后的恢复重建，大规模的重建，还是要依法有序进行。没有突破现行框架。”王振江说。

　　　一支能打硬仗的立法队伍

　　回忆起之前立法攻坚的紧张，国务院法制办农业资源环保法制司和秘书行政司的年轻人，都感到很具挑战性。他们说，真的很累，但也乐在其中。

　　据了解，国务院法制办党组非常注重干部的素质培养，要求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要求增强政治敏锐性、理论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和分析处理研究复杂事情的能力。全办注重学习、注重积累、关注社会热点蔚然成风，干部的宏观把握能力、一丝不苟精神和吃苦耐劳作风，得以锤炼。

　　从2003年面对非典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到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从2007年的《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屡次快速立法的推进，标志着中国政府依法行政的坚定决心，同时也是国务院立法水平的大展示。(记者 邓新建 通讯员 张雷 摄 记者 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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