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情信息——

　　从“国家秘密”到公开透明

　　这些天，张广有老人心情很复杂。有些记忆原本是已经沉寂了的，现在却如沉睡的火山突然爆发了，喷涌而出。

　　“电视上的那些画面和我当年在唐山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这位《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在电视上看到关于抗震救灾的报道时，残存的记忆把他拉回到32年前那惨不忍睹的唐山废墟。

　　当年，唐山大地震发生3个多小时后，张广有就急匆匆地从北京出发前往唐山，成为首批到达唐山灾区的新华社记者中的一员。作为一名老新闻人，对比两次抗震救灾，张广有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这次灾情的信息透明度是前所未有的：汶川大地震后不到半小时，新华社就发了灾情信息；中央电视台中断正常的节目播放，24小时滚动直播汶川地震最新情况，受灾群众的悲伤表情、瓦砾遍地的废墟画面，在电视上不断出现；互联网上，中央人民政府网等权威媒体实时提供信息，包括最新的伤亡人数；国务院新闻办、四川省政府召开多场新闻发布会，如实通报抗震救灾最新情况；地震发生3天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公布了此次地震“遇难总人数的估计数字”，这在新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伤亡数字是1979年第一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时才公布于世的。这时，地震已经过去3年了。”张广有老人说，唐山地震时，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记者发稿有很多限制，只允许报道军民“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而不允许报道国内外人民普遍关心的人员伤亡、房屋倒塌、财产损失等灾情。张广有现场采写的很多报道，除一小部分公开发表外，多数被封存起来。他的一篇唐山地震见闻，在纪念唐山大地震10周年时才在《农民日报》上公开发表，题目叫《抹不掉的记忆——唐山地震当天见闻》。

　　这一点，同样亲历过唐山抗震救灾的作家钱钢也深有感触。在2003年的一次演讲中，这位《唐山大地震》一书的作者回忆了当年的情景：在唐山地震时，地震的消息、地震中的人员伤亡情况，都是秘密。地震现场不让随便拍照。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照片，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而是科学工作者后来去考察时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而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

　　这次汶川地震后，深入灾区一线的记者，包括外国记者，在采访中没有什么限制，如实地报道了灾区受灾情况。他们的齐全装备，比如笔记本电脑、无线网卡、海事卫星等，也让张广有很是羡慕。“唐山大地震那会，发报道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只能靠电话。地震当天，我好不容易从军队在唐山机场的临时救灾指挥部里找到全唐山唯一一部联通北京的电话，在征得部队领导的同意后，我从笔记本上扯下几片纸，坐在地上就开始写稿，然后再打电话发稿。”张广有说。

　　32年过去了，同样的大地震，不一样的灾情处理方式。

　　“及时公开灾情，不仅有助于缓解公众的恐慌情绪，防止谣言四处传播，更重要的是，它让大家对灾难有了一个真实的了解，激发了人们的同情心，加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大家众志成城，守望相助，共同努力战胜灾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彭宗超说，信息透明，体现了中国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提高和执政理念的进步。

　　国际救援——

　　从拒之门外到欢迎合作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援助，采取了一种开放和欢迎的态度，首次在特大自然灾难后接纳国际专业救援队。

　　大地震后，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迅速以各种方式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了慰问，并表示愿意提供物资、资金和技术上的援助。对此，5月13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对国际社会援助表示衷心感谢和欢迎。

　　两天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考虑到邻近和快捷的原则，中国政府同意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四国政府派遣专业救援人员赴四川地震灾区协助救援行动。

　　一个崛起的中国，正以一种自信的心态，去面对国际间的合作。来自国际社会的援助款物，以及救援队、医疗队，为中国的抗震救灾提供了宝贵的物质支持和精神鼓励。不少中国人于是有了这样的感受：在灾难面前，我们并不孤单，整个世界与我们同在！而当年唐山大地震时，由于年代的特殊性，对于国际社会的援助，我们拒之于门外。

　　当时，美国、英国、日本和联合国等都关切中国的灾情，表示愿意提供援助。震后第3天，即7月30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宫泽喜一外相的建议，准备援助中国。宫泽外相还指示日本驻华大使孝川，要他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俟中国方面做好接受的准备，就将发送药品、衣物、帐篷等救灾物资。当天，中国外交部正式谢绝日本政府愿意提供援助的表态，并告知日本驻华大使：中国不接受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任何援助。日本共同社引述中国外交部的话说，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困难。

　　对此，新华社原副总编辑、曾参加过唐山抗震救灾报道的徐学江感触很多：“抗击大的自然灾害，主要立足于国内，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是对的，但这不应跟接受外部捐助支援对立起来。不接受外部支援，反而伤了人家的感情，落得人家抱怨，效果很不好。”

　　“从32年前的拒绝，到现在的接受，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它说明，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洗礼，中国政府和人民能以更宽广的胸怀与眼光面对全世界，不再讳言灾难，同时坦诚接受全世界伸出的援助之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彭宗超说。

　　彭宗超说，在抗震救灾方面与国际社会合作，表明中国借助一切力量减轻灾害对民众利益的损害，也表明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融入国际社会的开放姿态，增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的情谊，也有利于我们与国际社会保持良好的互动和沟通，为我们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民间志愿者——

　　从有心无力到积极参与

　　张华强是四川江油的一名支教者，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人。

　　那天下午，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做了一个决定：开车去重灾区救援！具体去哪儿，他一时也没想好。行车靠近北川的地方时，跑出来的受灾群众对他说，北川已经不在了，真惨啊！张华强想，既然北川受灾这么严重，就去那里。当天晚上，他抵达目的地。

　　当时，北川和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大规模的救援队伍尚未赶到。张华强就和其他搜救者用竹棒子敲打那些废墟上的瓦砾碎片，希望下面的人能听见。他还与众不同地带了一部小相机，为的是找到幸存者的位置后登记，让大部队进来抢救。5月13日这一天，他和伙伴们救出了10来个人，又拿相机拍到了6个自己无法救援的幸存者的位置。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先后有近20万志愿者像张华强一样，自发地赶往灾区参与救援。他们有的开着私家车，有的自费买机票飞赴灾区，搜救人员、转移物资、心理援助……他们用自己所能，给灾区人民送去温暖和力量。《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袁越，在四川绵竹汉旺镇“救援物资调配中心”附近采访时，看到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志愿者的车辆排成长队等待卸货，而仓库里已经堆满了他们运来的各种物资。见此情景，这位记者感慨万千：“志愿者的大量出现是这次地震和唐山地震最大的不同。那时，肯定也有无数好心人，但没有能力前往唐山抗震救灾。32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大批先富起来的老百姓终于具备了这个能力。如果说，政府是通往灾区的大路，那么这些志愿者就是小路，他们主动靠上去为受灾群众排忧解难，成为抗震救灾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一位经历过唐山地震的老人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都很关心灾区群众，可是对准确的灾情无从知晓，大家又都比较穷，去灾区救援确实是有心无力的一件事。再说了，当时的中国社会，计划经济色彩非常浓厚，人员是不能随便流动的，各有各的工作，不能够随意离开工作的地方，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还要开个介绍信。

　　如今，30年改革开放，那些不合时宜的制度障碍已不复存在，人们在物质上更为富裕了，既有热心，又有这个经济实力去帮助灾区人民。这是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优良传统的发扬，也是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公民社会正在形成的标记。(杨祖荣　骆宏望)

　　发展档案

　　◆1995年2月11日，国务院发布实施了《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于1998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规范防治自然灾害工作的法律。

　　◆2003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加快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建设的重大课题，国务院办公厅成立了应急预案工作小组，开始了全国应急体系建设。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也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从2004年开始，民政部建立的救灾预案规定了不同灾情条件下的四级响应机制，形成了非常具体的工作制度。

　　◆2005年1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年末成立了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目前，全国共制订各级各类应急预案130多万件，基本覆盖了各地常见的各类突发事件。

　　◆200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突发事件应对法》，这标志着我国突发事件应急法制化程度水平提高，走向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及时、权威的信息公开与披露，是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此有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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