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唐山，汶川，这两个相隔数千里的地方，因为都遭遇了毁灭性的特大地震灾害，而勾起人们沉痛的记忆,引发了深沉的思考。

　　这两次大地震间隔32年，相同之处是中国人民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与灾难展开顽强搏斗，最终重新站立起来。而不同之处则是，30年的改革开放，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又积极的变化，中国抗击灾难的物质基础更加雄厚，政府的应急管理、灾难救助、信息传播等能力大增，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这些让我们在灾难面前，更有底气地喊出：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可以说，这次抗震救灾中呈现出的新理念、新实践、新突破，正是对30年改革开放成就的一次特殊检阅，中华民族所表现出的精神和力量，喻示着她在前进的道路上坚不可摧。

　　确定震中——

　　从搜寻大半天到8分钟锁定

　　2008年5月12日下午，云南昆明。

　　刚出差到这里的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鋐，突然收到了一条地震台网传来的手机短信：四川汶川发生7.8级地震。顿时，他的心中狠狠地震动了一下，惊愕、悲痛……多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五味杂陈。“地震后10分钟，我就收到了确切的消息，立马收拾行李赶回北京参加会商。”在大地震发生半个多月后，孙士鋐终于有时间平静地对记者讲述起当时的经历。

　　5月12日14时28分，位于北纬31度、东经103.4度的四川汶川县，一个少为人知的西南山区小城，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大地震。瞬间，地裂山崩，大自然露出了它最狰狞的一面。

　　强大的地震波，迅速向四周扩散。

　　距汶川1500多公里的首都北京，震感也较明显，一些高层建筑物轻微地摇晃了几下。位于北京三里河一条不起眼街道的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在14时36分测得地震震中位于四川汶川县，震级为7.8级(这一数据在后来被修订为8.0级)。很快，按照规定的流程，地震速报送到了国务院。

　　“我们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确定了地震的震中位置和震级，这为中央领导同志及时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相关的应急机制和救援工作，也得以在第一时间启动。”孙士鋐说，这与当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我们花了大半天时间才确定震中位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一场惨烈的7.8级大地震，把唐山这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夷为平地，在20世纪中国灾难史上留下了极为悲痛的一笔。

　　当时，孙士鋐是位于北京密云水库附近一个地震台的预报员。“由于唐山大地震震级太高，我所在的地震台测震仪记录出格，失灵了，记录的波形乱七八糟的，北京其它几个地震台情况也都差不多。所以，国家地震局一时很难确定何处是震中，也说不清震级有多大。”孙士鋐回忆说，当中央领导焦急地把电话打到国家地震局询问情况时，专家们只能回答说“震级可能七到八级”、“震中大概在北京附近”。

　　“不清楚受灾地点，不知道受灾程度，就无法明确救援方向，也无法确定投入多少救援人员和物资！无奈之下，只好采用最原始的办法了。”孙士鋐告诉记者，当天凌晨5点，在地震发生一个多小时后，国家地震局派出四路人马，立即开赴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在北京附近200公里范围内寻找震中。

　　几乎在同一时间，一辆红色救护车正风驰电掣般地从唐山向北京方向驶去。车上坐着的，正是开滦唐山矿的几名干部、工人：李玉林、曹国成、崔志亮、袁庆武，他们急着去给党中央、国务院报信。那可真是十万火急啊！救援大军早一点过来，那些被埋在废墟里的人就多一分生还的希望！等走到河北蓟县，他们遇见了前来寻找震中的国家地震局工作人员。简短的交流后，袁庆武跟国家地震局的车返回唐山，地震局一名姓卞的干部则随同李玉林他们继续往北京赶。进了北京城，不管路口是红灯还是绿灯，车子径直朝着中南海驶去。

　　在中南海新华门前，车子被拦住了。李玉林他们被领到了中南海紫光阁，向中央领导同志报告了唐山地震情况。当时，中央政治局关于大地震的紧急会议刚结束，震中已初步确定，但灾情具体程度还不是很清楚。见到中央领导，李玉林第一句话就是：“首长啊，唐山全平啦！”那时，大概是早上8点多，离大地震发生已有5个小时了。

　　孙士鋐说，唐山大地震时，全国只有一个北京地震台网；现在全国各个省都有数字地震台网，还有国家中心，数据在网络上传递、共享。正是有了这么一个网络，汶川大地震后，我们在几分钟内就确定了震中和震级。

　　应急能力——

　　从“有些仓促”到从容应对

　　汶川殇，世人皆痛。而中国在悲痛中的坚强，则让世人瞩目。

　　汶川大地震后，“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成为很多国外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他们惊讶于中国政府对灾难的反应之敏捷，行动之快速，部署之周详。

　　5月12日下午，刚一获得地震消息，胡锦涛总书记就作出重要指示，并于当晚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决定成立以温家宝总理为总指挥的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抗震救灾工作从第一时间起就在中央的直接指挥下展开。震后四个多小时，温家宝总理就出现在灾区，将总指挥部设在前线。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各部门、各地的应急机制，也高速运转起来。

　　“唐山地震后，我们也是举全国之力去救援，尽最大努力去减少灾难带来的损失。可不得不承认，在那个年代，我国还没有‘应对突发事件机制’的概念，那次抗震救灾是在没有多少准备的情况下仓促上阵的。临时搭班子，现抽调人员，现筹措物资，现组织运力，难免匆忙、混乱，影响效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突发事件应急研究的专家彭宗超对记者说。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府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社会应急管理能力，加强了对各类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国家应急体系建设日渐完善。

　　“尤其是在2003年‘非典’后，我国这方面的进步非常快。这之前，国家的各项应急措施还呈现部门应急的特点。‘非典’告诉我们，突发公共事件不是单独一个部门可以应对和解决的。于是，国家的应急机制建设逐渐走向联合，各个机构的职责权限开始清晰，协调应对成为危机处理的一个关键内容。”彭宗超说，这一点在汶川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你看，救人、防疫、物资调配、受灾群众安置、灾后重建等一系列复杂的工作，我们的政府做得井然有序。”

　　除了制度上的保障，中国改革开放所积累起来的雄厚经济实力，也让我们有底气从容应对这次地震灾害。

　　从国家财政层面看，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当晚，中央财政就向四川紧急下拨救灾资金7亿元，此后这一数字持续增加，截至6月10日12时,各级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234.58亿元。国务院还决定，中央财政今年先安排700亿元，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基金，明后年继续作相应安排。

　　从社会财富层面看，截至6月10日12时，全国接收社会各界捐赠款物合计444.32亿元。新中国成立以来捐款捐物突破百亿元，这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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