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政绩考核办法“把官员的激励搞对”势在必行，其中降低经济发展指标的权重、增加社会发展指标、开展群众满意度的评价等，更是政府“回归本位”注重公共服务的必要激励。“让善于科学发展的人上、不会科学发展的人让、阻碍科学发展的人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语)惟有如此，产业升级转型的“双转移”战略方能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才不会最终落空

　　历经数月调研，先后十易其稿，广东省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基本成型，正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详见《羊城晚报》昨日头版)

　　三十年前，举国上下将工作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广东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以破釜沉舟的气概“杀出一条血路”，一跃而成为在全国领先发展的经济大省。在这筚路蓝缕的历程中，各级地方官员“换脑筋”，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冲上经济建设前线，招商引资的“能人”和开路建厂的“干将”层出不穷，无疑为广东经济的快速成长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政治推力。与此同时，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干部考核与晋升激励机制也逐步建立完善，这对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调动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也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从计划向市场转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张是：“把价格搞对”———让市场决定价格才是重中之重。可是，中国的实践并未照此亦步亦趋，尽管直到现在还有部分资源产品的价格还未实现市场定价，却依然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长。原因何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认为：“中国显然把政府的激励搞对了。对经济学家而言，搞对政府的激励应该是一件非常困难但却又是极具创新的制度安排。”

　　北京大学周黎安教授等学者认为：“在中国经济以奇迹般速度增长的过程中，地方官员对当地经济发展所体现出的兴趣和热情在世界范围内可能也是不多见的。”自上而下的高度分权、地方政府之间“为发展而竞争”的发展共识和激励，促使地方政府改善基础设施，政府的承诺也变得可信，如张军所说：“中国的政府治理就这样在维持政治(人事和组织)集中的前提下很好地解决了动力兼容机制、政府信誉、市场化和市场秩序的扩展。”

　　然而，在三十年后的今天，随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必然产生区域分工与整合的要求，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干部考核与晋升激励机制的消极后果日见浮现。由于以地方GDP增长的绩效为主要考核指标，同级官员的政治锦标赛(political tournaments)处于两种竞争之中：既有为地区的经济产出和税收而竞争，同时又为各自的政治晋升而竞争。晋升博弈使地方官员既有发展本地区经济的激励，也有阻碍竞争对手所在地区发展的激励，而“利己不利人”的激励最充分。其结果是：一些地方官员不愿展开区域分工与合作，重复布点、重复建设屡禁不止，热衷于“大而全”的地区发展战略；甚至有些官员展开“恶性竞争”，包括进行各种人有我有的“产业大战”、引进外资的“让利竞赛”等等。

　　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干部考核与晋升激励机制，往往看经济增长、GDP总量多，看民生改善、社会建设的成效少；注重专业技术人才多，注重社会工作人才少；看经济发展、引进项目的成果多，看化解基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成效少，导致干部考核工作“失真失实”，并由此产生个别干部“带病上岗”、“带病提拔”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可归咎于考核官员的“尺子”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标准”，造成政府与市场的“错位”：政府该管的没管好，却有强烈的冲动和强大的手段插手市场运作。

　　由此可见，改革政绩考核办法“把官员的激励搞对”势在必行，其中降低经济发展指标的权重、增加社会发展指标、开展群众满意度的评价等，更是政府“回归本位”注重公共服务的必要激励。“让善于科学发展的人上、不会科学发展的人让、阻碍科学发展的人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语)惟有如此，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战略方能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才不会最终落空。(伊 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