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范美忠先跑事件”引起社会广泛争议，争议的存在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开放和价值多元的社会，是否只能讲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放弃对人的道德与责任要求？

　　中学教师范美忠在大地震发生时，抛下学生、自顾而逃的行为，有一个非正式网上调查表明，八成以上的人持否定态度，而表示赞成或同情的不足两成，应当说是非自有公论。但如果留意媒体上的评论，同情、赞赏教师先跑行为的比例高得不合情理，显示了不同人群在话语权分配上的差异。

　　一些人以“本能”为说辞、以“人性”为旗帜，见人讲道德便指责为“道德大棒”、“伪善”，把道德意识斥为“泛道德主义”，嘲笑那些语及道德的人是“道德家”和“卫道士”，攻击道德提倡者是“伪君子”。究其语意，你可以否定道德，嘲弄道德判断，而不可以捍卫道德，提倡基本伦理。

　　这些人并不止于行动，他们还要“拿来”一些主义，为自己的不负责任作理论包装。范美忠自我辩称：“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他们认为，为了追求“个人的生命”这种最高价值，就可以以不担负责任地“自由”，可以“光明正大的怯懦”。按照这种逻辑，遇险的船长可以不顾乘客安危，自己优先坐上救生艇；遇险的飞行员可以跳伞自保，让乘客自求多福。

　　不管如何理论包装，他们念叨的“自由”只是一种伪自由，其主义不过想免除责任，是一种伪自由主义。我们每个人是自由的，在一般情况下，它意味着不为害他人。但如果你正从事某种职业，这种职业要求你采取行动，你必须主动去做，其实你也是自由的。全部自由实际上是公民的自由，而一个公民既享权利又担义务。自由主义并不为“光明正大的怯懦”辩护，也不为自私自利、不负责任背书。

　　这种伪自由主义，代表了一种处世态度，实际上是在推销一种生活方式。在危急关头，他们要“把个人生命看得比别人重要”，自顾逃命。在平常日子，他们则是“拿多少钱，做多少事”，把社会生活视为一连串买卖，只求自利，决不利人。他们显得很“理性”，但换一面看就是冷漠：你高尚，我尊敬；你卑劣，我理解。有时候，他们感到道德意识碍手碍脚了，就恨恨地攻击起高尚。

　　其实，范美忠的同情者们对主义的“拿来”决非如果他们所言，是“坦诚的”。“本能”的说法，早已被西方学术界批判和抛弃，人们已经认识到，除了食色等少数几种生理现象外，人的本能都是文化反应。在人类的近亲大猩猩、黑猩猩身上，科学家们观察到了相互协作和牺牲；甚至在一些动物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们为了面对严苛的现实，而为他者作出牺牲。“兽性”如此，人性焉能只顾自己？

　　正如在地震面前，人类个体显示了其脆弱性，我们必须组成社会，以便相互团结、相互扶持。而相互团结、相互扶持也是社会的粘合剂，如果不讲道德，人们全都只顾自己逃命，我们这个社会还能被凝聚成一个社会吗？如果人们光谈权利，没人承担义务，谁来满足这些个体权利？视道德为耻辱和虚伪的诸公，你们的光荣和真诚如果不过是排斥道德、正义、善和责任，与自由和公正有什么关系？在“先跑门”中，有一种声音说，“泛道德主义也是一场灾难”。但我们有更多的理由相信：“无道德是一场更大的灾难。”

　　我们要提倡道德和责任，要防止用道德、责任抹杀个人自由和权利，我们主张的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我们反对的是顾此失彼。每个人都在从事某种职业，每一职业都存在一种职业伦理，我们在享有某些权利的时候，就不能不承担起一些义务。今日社会，道德并非过剩，而是十分欠缺；承担基本道义，履行基本责任，不是自由之敌，而是追求自由的应有之义。人不能像动物一样，在污泥浊水中打滚，变社会为生存角逐的丛林，必须有人的模样。(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