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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人当知恩图报，特别是震后遗孤，最知失亲之痛，备感灭门之苦，虽然有些人仍困难重重，朝夕为衣食而争，但人之爱心不会磨灭。望诸位量己之力，伸爱心之手，解羸弱之难。无多有少，多多益善，让四川的孤儿们有一点温暖，让我们的心灵不再发生余震。”汶川地震后，唐山孤儿张有路在网上发了这样一个募捐帖子。2008年5月20日，300多名唐山孤儿汇集，不到一个半小时，共捐款95111元钱。

　　汶川大地震不仅激起了“同命相怜”的唐山孤儿的同情心，也提醒社会激活对“唐山孤儿”的记忆——32年前的那场地震，造成4204名孤儿。那些孤儿的安置以及日后的成长，无论经验和教训，都可以成为今天我们面对汶川地震孤儿时的一个历史坐标。

　　43岁的李宝霞一直害怕打雷。

　　怕打雷、怕黑，从唐山大地震那会儿延续至今，这是为数不多的让她害怕的事情。每当窗外响起雷声，她都紧张得抱住女儿。女儿不在时，她就用被子捂住头。

　　李宝霞并不胆小，地震时，眼睁睁地看着父母死在跟前，她都没有哭过。

　　32年前的那个夜晚，李宝霞和弟弟与父母睡在一个炕上。凌晨3点42分，熟睡正酣。周围的三栋三层楼房砸向自己家的平房，父母不顾一切地把她和弟弟护在身下。

　　父母亲其实是被闷死的。当时，她能看见父亲的鼻子和嘴里流着血，灰尘被血吸附住，将他的口鼻糊住。空气越来越少，她自己呼吸越来越困难。父母应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耗尽自己的，她这么看着，最终没能与他们说上一句话。

　　这时，年仅10岁的王立新在郊区大姨家，跟大姨睡一个炕。一根横梁挡住塌下来的房顶，救了她们的命，大姨丢掉了右手的三个手指。她知道父母的死讯已经是七八天以后。她回到家里原址想见父母最后一面，父母已躺在被唐山人称为“万人坑”的地方。

　　24万人死亡，7000多个家庭全部震亡，产生4204个遗孤，都发生在这短短一瞬。从此，他们共同有了一个伴随一辈子的社会身份：唐山孤儿。

　　“地震没有死，到你手里死了可不中”

　　地震摧毁的不光是生命和房屋，还包括城市功能和社会组织系统。

　　“通信、交通断绝，水电断绝，不再有商品供应和货币流通，社会系统又退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市档案馆的退休摄影师常青回忆起地震后初期的场景，“喝水只能喝游泳池的水和坑里的水，吃饭只能靠解放军送。”

　　住所前的一个水洼减缓了地震波，常青所在的楼房没有倒。随后的30年，他用镜头持续追踪了唐山孤儿的成长。

　　与常青一样幸运的，还有时任唐山市知青办副主任的王庆珍。7月28日早上，她去位于市委机关的单位上班，机关的房子已经倒了。她在西山口找到市委副书记张乾。张乾交给她的任务是，确保地震孤儿的安全，“地震没有死，到你手里死了可不中。”

　　王庆珍找到杜淑哲和另外两名下属。借助各区指挥所的力量，4人组织排查。一个月后，根据他们统计的结果，仅唐山市就有3000名孤儿。

　　李宝霞是被父亲的单位通知到的。哥哥在地震中受了伤，只得无奈地将她和弟弟“交给国家”。临行前，哥哥说，“如果被送到人家家里去，就回来。”

　　王立新的选择要主动一些，“两个哥哥是大小伙子，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跟着他们肯定受罪。”街道干部说能去石家庄跟其他失去父母的唐山孩子一起住，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这个决定被她视为“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

　　她并不知道，当时国家对于他们这些孤儿的安置是怎样的一个系统工程——8月24日晚(唐山地震一个月后)，中共石家庄市委大楼内灯火通明，石家庄市委接到河北省委的通知，要在石家庄筹建一所育红学校，邢台也接到了筹建育红学校的通知。

　　时任石家庄育红学校校长董玉国回忆说，他在接到筹备任务的十几天内，就从171个单位调来260多人。3300平米的教学楼日夜赶工，仅33天时间就拔地而起，市房管局党委书记亲自带队为新楼粉刷，市安装公司领导亲自督战安装暖气。40多个居委会的大娘大嫂连夜赶制出崭新的被褥，连枕套也是长征路小学的同学们拿回家用麦麸、黄豆灌满的。

　　在育红学校，“家庭”是一个 禁止被提及的概念

　　9月8日，包括尚在襁褓中的“党氏三姐妹”在内，第一列载满唐山孤儿的列车，缓缓驶进石家庄站。

　　他们到达育红学校后，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亲自到学校检查洗澡水的温度和深浅，让孩子们洗澡。服装厂和百货公司的人为每个人连夜做了一身新衣。

　　第二天孤儿们就去参加石家庄市的欢迎大会。表演完节目，一个唐山孩子致答谢词，当他说到“爸爸妈妈都死了，是解放军叔叔救了我”，台下大人哭成一片，市委书记由于伤感过度，心脏病发作晕过去了。

　　设有哺育室、幼儿班、学前班、小学和初高中的石家庄育红学校实行封闭式教育，老师和学生24小时呆在一起。在这个闭合系统中，育红学校的孩子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与“祖国母亲”发生联系：他们的抚育费用由国家直接拨付。

　　王立新记得，自己先到衡水深县的果园，在一个用席搭成的简易棚里住了一个月，之后才去石家庄。她来时，已有两批孩子先到。至此，石家庄育红学校的500多名孩子全部到齐。

　　城镇孩子李宝霞则被拉到邢台育红学校——按照设想，出于保留孩子原来生活习惯的考虑，城镇孩子被安置在石家庄，郊县和农村的孩子去邢台。这里被安排了200多名孩子。

　　育红学校早晨6点半起床、出操，白天上课、去食堂吃饭，晚上9点熄灯。一切行动都以集体为单位。这个生活节奏一直被王立新保持到在育红学校上完高中，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眼里的社会组织方式就是集体生活，她不明白为什么老师这么大了还有父母，也很困惑为什么毛主席会有夫人。

　　在育红学校，“家庭”是一个禁止被提及的概念。由于害怕自己的家庭生活影响到孩子的心理，老师从来不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学校来，家就在学校隔壁的教师董玉国仍然住在学校里，只在晚上趁孩子们睡着才回家，在他们起床前又赶回来。孩子们都不知道他有个家。

　　王立新成家后，丈夫偶尔会埋怨她是个没有家庭观念的人。她自己也承认，“是有一点”。在购买一套130平米的房子时，她仅仅看了模型，没等丈夫看样式就把订金交了，“一个人做主惯了，从来不用跟父母商量什么的，结婚后自然也很少跟他商量”。

　　李宝霞的情况好一点。邢台育红学校人少，不足以建立初中班和高中班。她读完六年级，就与同学去邢台的中学读书，得以接触到社会。她的成绩不错，初一时成为当时班里仅有的两名团员之一。

　　她努力学习的动力并非要求上进，仅仅是为了“保住唐山孩子的面子”，“不能让邢台孩子觉得唐山孩子差”，“唐山的孩子被分到邢台的学校上学，成绩至少是在中游甚至中上游，没有排最后的”。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1977年，常青带着路来相机第一次探访石家庄和邢台，对育红学校的生活条件之好非常惊讶，“当时普通人的工资也就40元，这里一个孩子的补助就有15元”。

　　老师们对待孩子的感情，几乎比对待自己的孩子都好。“那个年代讲阶级感情，唐山孤儿是阶级兄弟的孩子，能被挑选来照顾他们，可以说是一种荣耀，”常青说，“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外亲密一些。”

　　董玉国在《记石家庄育红学校》一文里回忆说，学生贺边辉有一次昏迷住院，郝秀霞老师心疼得落泪，用热毛巾捂热输液瓶，在医院里陪了3天3夜。

　　普通老百姓那时70%粗粮、30%细粮。但在育红学校，有市委书记特批的细粮敞开供应。王立新记得她那时每顿都能吃上馒头。她经常看见洗碗池边的泔水桶上飘着几个馒头。一周吃一次用来改善生活的肉肠，也被一些男生跳窗从厨房拿出来吃掉，吃不完怕被发现就把肉肠扔进下水道。

　　董玉国曾经开会说，“你们把三年的粮食定量都吃完了。”李宝霞也说那是一段“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在邢台，也有孩子把吃不完的半拉馒头扔上房顶，结果，老师清扫房顶时扫下来两桶馒头。

　　在育红学校，有航模爱好者小组和体育爱好者小组。喜欢唱歌跳舞的王立新是宣传队成员，常青给她拍照时，她刚好在前台表演完节目。她们宣传队里一个叫张晓军的孩子，英语学得好，每当有老外来参观，他就被派去对话，后来这孩子考上了南京外国语学院。

　　“那时，育红学校的孩子在邢台几乎是享受特权。”李宝霞说，育红学校的孩子坐车和看电影都是免票的，到那儿就进，人家也不管，“心里还是挺美的”。这种特权有时也会过头，“调皮的男生跑到农民果园里摘果子吃，被发现了，一说自己是唐山孤儿，人家也拿你没辙。”

　　多年后，跟踪研究唐山孤儿的唐山市委党校教授高民杰在其论文《河北唐山地震后孤儿的心理变异及其社会化治理》里，把孤儿的这种心理归因为“无论是为孤儿举办的育红学校还是育红院，都是封闭型或半封闭型的⋯⋯与社会接触很少，缺乏对社会的了解”，“他们认为国家给予的照顾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法律和社会道德上比较宽容孤儿”也是诱因之一。

　　1008名唐山孤儿中，早恋占42%

　　李宝霞没有参加初中升高中的考试。“老师把准考证发给我了，但我没去。当时就想毕业了好回家。”“回家干什么？自己挣钱自己花。”

　　一来学校，她就知道自己“肯定有工作”，“本来就是爸爸的单位送我来的”。这种想法王立新也有过。她本想准备中考，看见身边很多同学不复习，自己也想放弃。老师给她做工作，她想想还是去考。结果考上了，她又读了两年高中。1984年高中毕业，热爱文艺的她报考河北师大的艺术系，没考上。

　　常青说，李宝霞这样的想法在唐山孤儿中是普遍现象。“不喜欢依赖人，独立意识强，自尊心特别敏感”。

　　抗震30年纪念，当年的老师们从石家庄来唐山，所有的学生都去迎接。常青发现只有“大头”在“扬着脖子装英雄”。老师下车，走到他面前，摸摸他的头说，“大头，你都长这么高了。”这时绷不住了，大头眼泪“唰”地一下就出来了。“他们就是这样，不愿意向人示弱，被惹急了，哪怕你比我大，我打不过你，也要发泄完了再说。事后又往往会后悔，道歉。”

　　河北理工大学教授王子平1991年对994名唐山孤儿做问卷调查，发现91.2%的人是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或父母单位安排工作，“唐山市的特殊政策，父母生前的单位必须接收孤儿”。对1008名孤儿的调查中，有74.2%的人只有初中甚至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

　　李宝霞不认为这两个数据之间有因果联系，“那时，参加工作不像现在这样要文凭”。16岁的她初中毕业回到唐山，在父亲原来所在的冶金矿山机械厂做车工。育红学校出来的，在厂里有10个，都在车间做工人。她参加工作，只能先当学徒，每个月工资26元。

　　当时她与弟弟住在两间连着的单间里，全部的家具除了单位上焊的两张铁管床，就只剩一个旧茶几和哥哥给的两个破沙发。她开始体会到生活的艰辛。

　　类似的感觉，王立新也有。她1984年从石家庄回唐山，去了母亲所在的棉纺厂做纺织工，每天在机器前走动的距离大概80里地。逢年过节，室友回家，食堂不开饭，自己就只能炒个鸡蛋放点咸菜，有时买个馒头就着冰棍吃。这时，她特别怀念以前的集体生活。

　　从育红学校出来走向社会，到建立家庭，“这几乎是每个孩子最艰难的阶段”，常青说，“他们在经济上独立了，但在精神上却很脆弱。以前老师像疼自己孩子一样疼他们，一下子突然被抛入社会，突然就没人关心了。”

　　3年过去，李宝霞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田福利。田是粮食局车队司机，对他们姐弟不错，弟弟想买个收音机，他就花150元给买一个，相当于他几个月的工资。第二年，20岁的她答应了田的求婚。

　　开滦精神卫生中心神经症病区主任于振剑发现，失去父母后的自卑、封闭自我、缺乏社交，降低了唐山孤儿的社会自信心。即使走入恋爱和婚姻，仍然有自卑情绪，胆小怕事，女性则表现得很柔弱。

　　王立新的一个也是孤儿的室友，才18岁，跟一个男孩认识一个多月就上人家家里吃饭，对方的母亲给她买了个装衣服的皮箱和一件仿貂皮的腈纶外套，感动不已的她马上就嫁了。结果还在坐月子，两人就离婚了。这段经历让她至今未婚。

　　王子平发现1008名唐山孤儿中，早恋占42%，60%的人不到24岁就结婚了。

　　“如果能去个好家庭，父辈的人脉资源可以让自己少走很多弯路。”

　　作为常青眼中的“社会里最薄弱的群体”——这些“下边没根、上边没支撑，漂浮在社会中间”的唐山孤儿们，以各自的方式向社会中上层攀升。在唐山这个工业城市，脱离一线工人的身份，调进办公室工作，是很多孤儿的梦想。

　　王立新属于较早觉醒的一拨人。1984年，她回到唐山棉纺厂做工人，其间，她考过导游和英语，都没有考上。上了两年班，她狠下心报考了系统内部的纺织职工大学，经过半年的复习，终于考上。毕业后适逢厂里销售处招聘业务员，她以全厂第一的身份被录取，最终“逃离了机器”。

　　头脑灵活的王立新开始显露自己经商的天赋。她利用厂里的业务关系，做些“对缝儿”(挣差价)的活。后来发现，如果把“对缝儿”赚来的布拿去卖，可以挣得更多。她就在工作之余骑小三轮车上马路卖布，直至发展成现在的布店。她的工程师丈夫是厂里分来的第二批大学生。常青来她家看她，她坚决要用自己的丰田威驰送他回家。

　　李宝霞则在车间度过18年的车工生涯，直到1999年下岗。“像我们这样情况，是不应该下岗的”，她有些不平，也没去找领导理论。她不愿意向人示弱。

　　她决定趁机做个改变。2001年，在丈夫的要求下，她卖掉两室一厅的房子给丈夫买了辆货车，打算丈夫挣了钱就把房子买回来。2003年，丈夫在广西出了车祸，幸运地捡回一条命，车却报废了。她以9万元卖出去的房子，5年里涨了一倍，现在更涨到了39万。

　　李宝霞还是认为自己的生活比较幸福。她说自己和丈夫的感情很好，也很满意女儿的独立和大方。如果可以重新选择，她还是会选择去邢台育红学校。“不过，如果能像党育苗那样，去个好家庭，父辈的人脉资源可以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育红学校1984年奉命停办。“党氏三姐妹”的老二党育苗，8岁从石家庄回到唐山市福利院，14岁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心连心，军民联欢晚会”演出，见到了当年从废墟里救出自己的“解放军叔叔”吴兰恩。吴兰恩在跟党育苗的通信中，认下这个女儿。从此，党育苗跟随已经是中校的父亲去涿州生活。随后参军，转业，目前在一家科研机构的办公室里工作。(张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