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28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28日发表评论文章说，如果说抗震救援是一场战争的话，灾后重建就是战争后的和平建设。历来的经验表明，和平建设时期的挑战往往比战争时期更严峻。因为在和平时期，利益追求日趋多元，各种矛盾也将日趋突出。

　　文章摘录如下：

　　汶川地震已经过去十来天了，再出现生命奇迹的可能越来越小。日本、俄罗斯、新加坡等国际救援队也纷纷撤出，改派医疗救护队前往灾区。抗震救灾的重点发生阶段性转移，从前期的抗震救援转移到灾后重建，也就是从前期的抢救生命和转移灾民转变到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

　　灾后重建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内，另一方面是国外。

　　国内近期挑战是如何有效防范地震造成的次生灾害。洪灾和瘟疫是当前需要重点防范的两大次生灾害。

　　自古就有“大灾之后有大疫”的说法。数百万灾民居住在废墟边，不仅缺乏药品和公共卫生设施，卫生防疫的知识也需要不断加强。而且，灾区严重缺乏帐篷和蚊帐，很多人不得不暂时居住在露天下。随着天气变热和蚊虫增多，更增加了滋生各种传染病的风险。防止瘟疫流行是防范次生灾害的重要挑战。

　　地震不仅导致四川境内数百个水坝发生裂缝，而且还形成几十个堰塞湖，在余震不断和夏季雨水增多的情况下，随时都可能发生决堤导致洪灾。

　　此外，近百万灾民的生活、上学、就业、医疗以及心理健康和情绪稳定等等众多问题都将逐步摆上议事日程。

　　当拯救生命压倒一切时，全国上下体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稳定。在地震后的近十天里，人民既没有相互埋怨和指责，也没有出现像美国新奥尔良飓风后的哄抢、枪击等社会治安混乱局面。

　　但随着抗震救灾进入灾后重建阶段，人们对地震的巨大悲痛以及由此带来的关注热情的逐步淡化，对生命的关注将日益被经济利益和精神追求所取代。

　　少数地方领导干部和不法商人利用灾后各方面制度和管理尚未健全的漏洞，可能会假公济私和中饱私囊，而百姓对救援物资能否公平分配以及如何分配等关注日益上升。能否确保救援物资使用的公开和分配的公平、严惩极少数地方干部和人员的腐败行为，不仅关系到灾区的稳定和整个灾后重建进程，而且还关系到中国政府的形象和执政能力。

　　随着紧张的救援行动日渐平静后，对地震的反思也在不断深入。能不能认真对待这些疑问和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也将考验着中国政府的能力。

　　从长期来看，地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及年初雪灾，但由于四川是农业大省，地震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影响，可能加剧中国控制通货膨胀的难度。虽然地震不会减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步伐，但肯定会降低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据初步估算，地震对中国造成的损失可能达到1500亿人民币甚至更多。既要顺利实现灾后重建又要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将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政府面临的两大任务。

　　不可否认的是，抗震救灾过程中，西方媒体积极评价中国政府和军队的表现，甚至CNN、BBC等也充分肯定中国政府的快速反应能力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中国军队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也大为改善。

　　地震爆发后，中国与西方媒体因为拉萨事件而形成的对立情绪顷刻间转变为对地震的共同关注和同情。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纷纷派出救援队、提供各种物资和现金援助，许多国家领导人到中国驻外使馆吊唁并留言。日本第一时间派出救援队，虽然没有救出一个生命，但日本地震救援队向救出的遗体默哀却深深感动着中国民众。西方在中国民众中的形象也大为改变。

　　更难能可贵的是，美国和欧洲议会先后通过决议，积极评价中国政府迅速开展的大规模、有效的紧急救援行动，同时敦促美国政府和欧盟给予中国紧急援助。

　　对于中国来说，美欧议会往往是对华偏见和强硬的代名词。近年来，其所通过的几乎每个涉华法案都对中国有负面的看法。这次，美欧议会能够先后通过几乎对中国没有任何负面看法的议案，表明不仅西方媒体而且西方政界的对华看法也出现积极变化，中国与西方关系出现了自拉萨事件以来难得的良性互动。

　　但人们更关注的是，随着抢救生命的激情逐步淡化，中国与西方的良性互动到底能持续多久？基于人道主义的人类共同价值能否长期成为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共同纽带？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偏见会否在西方重新抬头？这不仅考验着西方的智慧，也将是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韦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