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数据的能力差”
“我看了你们上期的报道,”赵文津对本刊记者说,“你们对基层站点一些情况的反映很珍贵,更珍贵的是几代地震监测从业人员30多年记录保存下来的数据!可是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用好它!”
他表示,大量的地震台站监测是必须坚持下去的,这对地震预测工作的进步非常重要,只有大密度的台网才能够提供翔实的基础数据。“人的认识是落后于实际的,这说明我们的研究水平低。这个低,绝不是我们缺少材料数据,而是我们读数据的能力差,作出判断和逻辑推理的能力差。”
他强调,不管多么先进的工具,都只是帮助记录和处理数据,只有专业人员据此发挥主观能动性,才有可能指出会在什么时间、在哪里、发生强度多少的地震。
对监测数据把握能力的高低,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地震预报的准确与否。赵文津打了个通俗的比喻来解释这个问题:这就像炒菜,有的人炒得很难吃,可有的人却可以将其做成佳肴。对于同样的科学素材,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思路处理,达到的逻辑高度必然是层次各异的,相应的论断也可能截然不同。
观测地球在很多时候要用到地球物理的办法,而研究面又多涉及地质现象,长期从事地质力学研究的苗培实对此感慨良多。他说,如果能够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对地震的认识一定可以得到提高。“但是我们恰恰就是缺少这种学科交叉人才。”
从数据中读懂未来趋势的前提,是这些数据的可靠性。刘光勋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出,在数据记录工作中一定要考虑,台站的监测条件是否符合要求?周围环境对数据形成是否存在干扰?什么条件下得到的数据才是可以应用的?
他说,现在的很多台站都是当年在周恩来总理的要求下建设起来的,随着城镇化程度的加快,这些地方现在存在的影响因素必然要比当年多,所以,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台站的监测条件呢?
在中国地震局工作的近三十年里,刘光勋从事的就是对活动构造和地壳应力场与地震关系的研究,在对地震安全性的评定上,他说,根据经验,主要有两种地方会比较容易引起注意:一是从前发生过大震的地方,有可能还会发生;二是尚未发生过地震的地方具有与震区相同或相似的地质构造。
但是,他强调说,这不足以囊括所有的地震发生几率,所以对于地震多发带的监测必须加大密度,保证其准确性,为正确的决策提供科学的判断依据。
避免一条道走到黑
研究地震发生机理和地震预报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长期的科学探索和科学积累,需要各界人士的共同关注。
赵文津说,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探索研究,避免一条道走到黑,在研究工作中若能运用多条技术路线实现合作攻关,就有实现成功预报的可能。中国地震局一般采用测震学、地形变、GPS、地磁、地电、重力、水位、气体、地应力等9种方法进行地震监测,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直以测震学观测和地震统计学分析为主,开展强震机理研究,划分大陆块体和主要活动断裂,近些年又加强了区域GPS网和地形变观测的力度。
他认为,从地震的实际发生对预报的检验情况看,这些方法很有用,但是存在局限性。主要是不能抓住地震发生前的变化,不能确定哪些现象与地震有必然联系。测震学的技术路线容易使研究者忽略地质活动的核心,而只看到地质表象的活动并对其进行分类。并不是所有地震都是按照“小震闹大震到”的经验性规律发生的,汶川地震发生前并没有频繁的小震出现。
他建议,除了坚持地震学研究的优势外,要对其他的技术路线给予同样的重视。比如开展地震地质的观测研究,详细调查将可能发生地震的有关断裂带,尤其是活动性断裂带的活动构造体系情况。除去地面地质调查外,也要了解这些断裂向地下延伸的情况以及深层的精细结构构造。同时,应建立多个地应力观测站,进行长期观测,以了解地震发生前后的变化。之后将多种技术路线得到的数据参数会合并经过专家会商,“我认为,这种合力攻关的效果会更好一些,预报也会更精准一些。”
赵文津还说,对于地块内部地应力聚集与岩层变形到破裂和地震发生关系的研究也非常重要,要研究地应力在地块内和地块间或构造带内转移的规律,即在一个地点发生地震以后,地应力如何向其他地块间薄弱地段转移。这对于中长期的监测和预报有良好的指导作用。
地震预报研究作为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举全国之力,形成国家优势,一家独搞是很难胜任的。苗培实提出,除国家地震局仍按照原定规划开展工作外,国土资源部、国家测绘局、教育部、中国科学院、民政部等部门都有各自的业务专长,应将这些部门组织进来,群策群力,共同攻关。
他强调说,不能再人为地将统一的地壳活动自然现象分隔开来研究,你做一遍我再做一遍,造成浪费。应由国家地震局、国土资源部、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主持研究事宜,共同成立领导小组推进此事。由几个部门的专业研究所的有关专家和科技人员组成科学委员会进行调查研究和科技指导,并负责综合研究。“而且,现在有很多专家都建议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发改委对于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思路给予指导和支持。”
图片报道 | 更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