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透露，为了确保到2010年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国人大立法工作的重点，要从制定法律转到根据国家改革开放的需要修改完善现行法律上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果，经过各级人大长期不懈的努力，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初步建成了一套覆盖各行各业、各领域的法律体系，基本做到了没有法律管不到的人，没有法律管不到的死角。应该承认，这是我国从几千年的人治，走向现代法治社会的巨大进步。

　　但是，任何一部法律，都既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可能永远适应时代的要求。当今社会日新月异，各领域的变化、发展，节奏越来越快，复杂性越来越高，法律条文只有不断修改、补充、完善，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适应时代的需要。

　　比如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30年，不论所有制结构、企业管理模式，还是社会分配模式、就业模式、福利模式，都发生了且仍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法》、《破产法》、《劳动合同法》在这一改革发展进程中相继诞生，这是法制建设的重大成就。

　　然而由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许多具体条款出台后不久，就明显不适应、且越来越不适应新环境、新形势。不仅经济领域，在环境保护、社会综合治理、行政规范等各个领域，这种情况都不可避免、不同程度地存在。所谓法治社会，并不仅仅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就可以，如果法律条款已不适应社会的新情况，那就难以在相关领域维持一道有效力的法律之墙，法治社会就会逐渐变得徒具其表，不具其质。

　　显然，如果只重立法，不重修法，则很难维持一个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法治框架和体系。如果因此忙于不断将旧法推倒重来，重新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或推出大量政策性条文拾遗补缺，草草应付，对法律的继承性、严肃性势必构成严重挑战，也不利于在全民、全社会树立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权威。说到底，如果一个国家的立法机构在立法和修法两方面前手硬、后手软，则纵使法律门类齐全、覆盖周密，仍然难以满足社会和时代不断更新的情况和需求，仍是法治进程不完善、不周密的表现。

　　应该承认，在修法方面，我国各级人大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这从《刑法》自颁布以来的多次修订且频率越来越快，以及其他一些法律的不断增补完善上，都有明显体现。但也应看到，如果说在立法方面，我国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令人瞩目，那么在修法方面的差距仍然较为明显。如以移民立国的加拿大，其《移民法》自1906年诞生以来不断修订，以适应变化中的新情况，在移民结构变化频率明显加快的21世纪，更是接连修改了3次之多。中国已制定了在2010年前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不但在立法层面，也应在修法层面尽快与世界接轨。

　　对创建法治社会而言，修法与立法同等重要，在当前相关法律构架已大体成型，各种法律、法规从数量和覆盖范围上已基本“达标”的背景下，人大将工作重点及时从制定法律转到修改完善现行法律上来，是适应当前形势的明智之举，也是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