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16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16日发表文章说，西藏和汉民族已经相处多个世纪。西藏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和汉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已经密不可分。无论是达赖还是其它西藏人对此应当是有认识的。作为西方反华的一种工具，“藏独”只会损害西藏民族的利益。要真正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既要“去西方化”，又要“去激进化”。但这正是达赖的困境，因为达赖很多年来是想要通过“西方化”和“激进化”迫使中央政府的妥协。

　　文章摘录如下：

　　海内外“藏独”力量以及西方各种反华力量结合在一起，利用北京奥运会的机会，利用“人权”话语，向中国发起持续的挑战。这些力量的行为越来越激进化，各种形式的暴力伴随着本来应当象征和平的奥运会火炬传递。无疑，不仅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奥运精神，都受到非常负面的影响。可是，最终受害最深的当是作为一个民族的西藏利益和多数西藏人的利益。

　　无论是达赖本人还是被中国方面称为“达赖集团”的西藏流亡“政府”表面上在为西藏争取利益，一些政治人物也的确可以获取不小的个人利益，但实际上这些做法在大大损害西藏作为一个民族的利益。使用暴力，不管是想要挟中国，还是挑战中国，都会使得问题复杂化。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和以往历次西藏事件那样，这次“藏独”力量的公开挑战也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也就是说，“藏独”运动并非仅仅由海外西藏人或者达赖集团独立所驱使和发动。西藏问题早已成为一些西方国家制约中国的一个有效手段。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一直是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和战略企图。

　　“西藏独立”的话语与其说是“西藏独立”力量的使然，倒不如说是西方反华力量的“力作”。没有西方长期支持海外“藏独”力量，“藏独”运动也不致于激进化到今天的程度。用西藏制约中国的企图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显然。人们不难看到，很多非西藏人参与到“藏独”运动。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来说，重要的已经不再是“藏独”运动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其最终的目的，而是这个运动能否长期持续下去，能否对中国构成足够的制约。从这个角度来看，西藏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达赖喇嘛和中央政府之间的问题，而是中国和西方反华力量之间的关系了。

　　“藏独”运动，不管其用什么话语来论证其合理性，就其本质来说，变成了西方反华力量的一种工具。也正因为这样，西藏作为一个民族的利益往往消失在这一过程之中。

　　“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政治力量宣称藏人的“反抗”和“抵制”针对的是中国的领导层，而非普通中国人。这种说法当然和吻合达赖的“中间路线”。达赖本人也在一定程度上诉求于普通中国老百姓。但是，达赖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并不确切。维持国家的统一和西方所说的“共产主义”没有多少关系，而是和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感有关。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只能代表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西藏事件发生之后，无论海内外，中国人民自发地显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就是最好的例证。

　　正是人民对“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高度认同，近代以来，西藏在中国国家最弱的时候都没有从中国分离出去。可以说，自从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之后，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容许其分离出去。现在，中国是个崛起中的大国，是近代以来最强盛的时期，更没有任何理由让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

　　错误的算计下的非理性的暴力行为的结果会怎样呢？尽管“达赖集团”中少数经营政治的人物会获得一些利益，但如上所说，受损害最大的是西藏民族。首先，这样做无疑会制造出新的民族矛盾来。其次，达赖和中央政府之间本来互相信任就很少，甚至不存在，这种以暴力方式出现的互动只会加深双方间的误解甚至敌视。如果有人认为暴力行为会促成中央政府对达赖的让步，那就大错特错了。其三，“藏独”运动也会在中国的西藏人和海外西藏人之间的制造矛盾。在西藏制造事端的毕竟是少数受海外“藏独”运动影响和西方势力支持的西藏人，包括喇嘛。西藏的大多社会阶层尤其是下层并不想看到“藏独”运动影响他们的生活，影响他们和其它民族的关系。

　　毋庸置疑，“藏独”运动中获得利益最多的是西方一些反华势力。达赖喇嘛出走西藏，本来就和西方有关。从那时到现在，西方一直在想方设法地利用西藏问题来对付中国，但在实际层面又为西藏民族做了多少积极的事情？(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