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舆论关注的集体返航事件，东航此前称是因为天气原因，昨天首次公开承认存在人为因素，当事人已遭调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此前表示，一旦出现飞行员有悖职业道德的行为，将对当事人作出严肃处理。

　　常人眼中的“打工天使”，竟然将本应是“上帝”的乘客“劫持”在万米高空，暴露了部分民航飞行员职业道德意识的淡薄。“集体返航”是一个极端事件，据报道，当事飞行员对航空公司的一些管理措施积蓄了不满，多次表达无果。看来，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同样不能忽视利益表达与博弈，而关键在于为利益表达制订合理的规则，确定合理的制度安排。

　　媒体多次报道，一些飞行员为跳槽尝试过走法治之路，但是却被要求他们付出几百万元的培养费；他们尝试过行政调解，但是结局却是档案被扣，机长被迫赋闲种蔬菜；他们要求适用《劳动合同法》，但是有关法院却要适用民航总局限制跳槽的行政规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集体返航”事件，带来的却是对秩序更大的破坏，同时也显示出将利益表达理性化的必要性。

　　理性的博弈往往来自于组织的良好，如果飞行员们良好地组织起来，将分散的利益，凝聚成建设性的利益表达，我想这样的表达就能够更接近于大众的要求，也更能够提出理性的让决策层接受的建议，而不会出现极端性的“双输式”表达。

　　近来有报道分析了民用航空的尴尬：飞机多飞行员少，所以需要用高额的赔偿防止飞行员跳槽，并建议引进国外飞行员。但国外的飞行员为何那么好引进？他们为何不怕被航空公司惩罚高额的赔偿金、跳槽费？后来看到国外飞行员组织紧密，行动有据，我才有所理解。

　　笔者建议管理层能够平等地调研，既调查飞行员是否有悖“职业伦理”，也要调研航空公司的经理人是否有悖“职业伦理”，还要反思相关的管理规定是否符合于市场经济下航空业发展的需要，更关键的是赋予各方利益表达的平等的基本权利和有效的表达手段。这样的手段不必如“返航”那么极端，但是一定比个人争取更有力，这些权利不必如法规中那么华丽，但是起码能够保障他们择业的自由。(吕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