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底，震惊全国的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腐败窝案相继作出一审判决，阜阳中院先后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被判入狱。但据记者调查，尽管腐败窝案判决已经一年有余，但一些行贿者却毫发无损，仍然戴着买来的“乌纱帽”：行贿15次的何涛仍连任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长，多次行贿的李松涛也被选为颍上县人民法院院长。(《中国青年报》3月31日)

　　受贿者“东窗事发”后牵连出行贿者，这现象在近年来的反腐战场上屡见不鲜，可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虽然《刑法》对于行贿罪有明确的规定，但行贿者却总是受贿罪中被忽略的大多数。可事实上，早在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法院或者检察院在办理受贿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其中特意提到多次行贿、向党的干部和司法工作人员行贿的情形。

　　完全符合严肃查处标准的何涛、李松涛，非但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反倒另谋高就，着实让人大跌眼镜。如果说“重受贿，轻行贿”的司法具体操作原则，是因为在现行的条件下，严厉追究行贿罪可能会加大受贿罪的查处难度，必须容忍的一种“必要之恶”的话，那么这种由受贿罪牵连出的行贿罪，则完全不存在这样的逻辑前提。更何况，这两起行贿罪的主体都是司法工作人员，属于典型的“知法犯法”，理应“罪加一等”。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安徽省政法委编撰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中，何涛是行贿的反腐反面典型，可他依然连任法院院长。这种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说明在一些地方，反腐教育仅仅停留在走过场上，不论开会、下发文件还是宣传教育等，都只是一种“把形式当成目的”的反腐秀。否则，哪怕动一点真格，列入反面典型的当事人也不会仍居高位。

　　自上而下的反腐不动真格，自下而上的案件查办自然就会“点到为止”。按理说，办理三任院长受贿案的相关检察机关，根本不需要顺藤摸瓜，只要拿着“如山”的铁证对当事人的行贿罪另行立案，行贿的当事人就会落入恢恢法网。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查处行贿受贿的检察机关，要么其检察机关自动放弃其法定职责，要么检察权受到行政权力的不正当干预不深究下去。但不管如何，自上而下的反腐风暴就这样被“分解”得支离破碎。

　　不过，最令人失望的是任命两名行贿者为法院院长的两地人大。相比于受贿罪不被追究的问题严重性而言，犯受贿罪者被任命为法院院长，无疑是法治最大的悲哀。在众多举报材料已经反映至人大常委会的前提下，人大虽然无法直接启动检察权，但完全可以以“不通过任命”来行使否决权，进而启动对检察院的“个案监督”。可两地人大在任命上的拙劣表现，加快了反腐的堕落速度。

　　事实上，反腐既是一个理念问题，也是一个具体操作问题。只要其间有一个环节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行贿者当院长”这样的闹剧就不会出现。一个“作奸犯科者”一路青云直上，映衬的是一群人在反腐上由于制度约束乏力所导致的集体无意识，而这，也许是一些反腐风暴总是虎头蛇尾的原因。(志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