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鲜花伴随质疑

　　“上电视竞争的岗位，为什么不是财政局局长、公安局局长等热门职位？”“测评代表为何多是领导干部？投票具体结果为何不对外公布”……尽管还有诸多疑问，但多名学者给出了很高评价。“在我的视野里，具有里程碑意义，堪称中国民主政治的试点。”

　　对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举措，掌声与质疑声经常是如影随形。

　　“万人评议机关活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但质疑之声从未间断，如程序是否科学？活动是否奏效？特别是屡次出现99%以上的满意率，让人对其结果的真实性也产生怀疑。但李源潮不为所动，将其制度化，常态化。

　　直播演讲答辩会乃至南京此次公推公选，也同样引来种种质疑。

　　“上电视竞争的岗位，为什么不是财政局局长、公安局局长等热门职位，而是劳动局局长、药监局局长等冷门职位？”有记者表示质疑。

　　“劳动局局长冷门吗？上海社保案，涉案金额数十亿，如果劳动局是冷门，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被贪污挪用？像我们南京市劳动局，管理的社保基金、医疗保险等，总金额上百亿，是位高权重的部门。劳动局长身上的担子，不比财政局、公安局一把手轻。”南京市委组织部黄楚中处长又以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受贿600多万元一事举例说明，市药监局也不是传说中的清水衙门。

　　之所以是劳动局等4局，黄楚中解释说，一则因为这4个局的原领导或是平调，或原本就空缺。二则，4个局中有3个局直接服务于市民，其一把手需具备很高的为民服务意识和本领，有必要让想当这些一把手的人向南京市民展示一下自己。

　　10分钟能展示个人才能吗？是不是走过场？是不是在作秀？

　　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安宁用选票将产生的疑问予以反驳：每组得票最少的会被淘汰。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是有道理的。”黄楚中说，这些候选人都是经过历练的，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成问题。如何在10分钟内很好地展示自己，对于他们来说是个更大的考验。

　　“多数代表有在政府工作的经验，候选人的水平如何，通过他们不长的发言，还是能看出来的。在短时间内征服代表，这个更需要功力，更需要平时的积累。”测评代表、南京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副局长仇少明说，有的人脱稿演讲，有的人闷头念稿，有的人被提问后能立刻回答，有的人要停顿几秒钟，这些小细节很能反映候选人的能力与积淀。

　　测评代表为何多是领导干部？投票具体结果为何不对外公布……

　　尽管还有诸多疑问，但对于电视直播本身和南京公开选拔干部的趋向，多名学者给出了很高评价。

　　“在我的视野里，具有里程碑意义，堪称中国民主政治的试点。”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认为，“尽管电视上表现最好的人不一定能最后当选，但让想任职的人站到了前台来表达、展示，而不是仅仅在后台活动，这是很大的进步。任命结果出来后，老百姓心里起码有点数———这个人是凭本事还是凭关系上来的。引入竞争的政治，才可能成为民主的政治。”

　　“通过直播，可以让市民对候选人有个初步了解，无形中产生一种亲切感和信任感。”多次担任公开选拔工作命题专家和主考官的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沈健还认为，“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市民有权了解官员当选的过程。”

　　在南京市社科院院长叶南客看来，电视直播这种形式，对候选人的综合素质要求更高，更利于选出人民满意的干部，也可以让老百姓最快、最具现场感、最生动地了解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了解南京市干部选拔的程序。“让多数人来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的过程本身，就是民主化的表现。

　　演讲答辩会正式开始前，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王奇有番话意味深长：16名候选人“勇敢地走向演讲台，挑战自我，接受评判，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是今天的主角，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今天没有失败者，今天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4 “跑民”越来越重要

　　在南京，公开选拔已经成为晋升的重要通道，并在官界形成一种新的压力与导向：从“跑官”到“跑民”。老百姓如果有意见，每年一次的行风评议就难过关，“现在谁还敢对批评与监督无动于衷？”

　　中国的领导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在相关法律法规还未完备之前，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领导的见识与魄力。

　　最先破冰的，是邓小平。1980年，他作过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当时明确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它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在各级领导干部普遍老化的当时，得“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大胆提拔年轻的专业技术知识人才。

　　1982年，《吸收录用干部问题的若干规定》正式出台，要求“国家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吸收录用干部时要公开招收，具体怎么操作，由各地人事部门自行掌控”。1985年，宁波公开选拔市计委主任、物价局长、林业局长等五个局级领导。这意味着，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制度正式诞生。

　　此后，这一制度在全国各地陆续试水。南京起步不算很早，但它无疑是走得最快的一个。

　　在南京，公开选拔已经成为晋升的重要通道，并在官界形成一种新的压力与导向：从“跑官”到“跑民”。

　　“导向上是个很大的转变。”药监局局长人选胡万进说，今后工作成绩的好坏，会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服务对象的评价。由多数人在多数人中选官，使跑官成本大大增加。要想晋升，应该更多考虑的是怎么做好工作，完善自己，而不是花费大把时间与精力搞好人际关系。

　　“当官越来越难，组织上对我们要求高，老百姓要求也一年比一年高。”劳动局局长人选刁仁昌说，特别是这次电视直播，自己演讲时做了一些承诺。上任后，肯定要考虑怎么逐条兑现，让上上下下都满意。老百姓如果有意见，每年一次的行风评议就难过关，“现在谁还敢对批评与监督无动于衷？”

　　参加演讲答辩的16名局座候选人，都说事前三四天才得到消息。“能被提名，完全靠平时的工作表现。”

　　“当时，感觉像是天上掉馅饼。”旅游局局长候选人、秦淮区副区长霍慧萍说。

　　胡万进事前知道有公推公选，“但我们局又不缺局长，所以没想到自己会被提名。”

　　“前几年，还有人抱观望态度，现在慢慢都接受了。”同样通过公选上来的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邢正军说，这是大势所趋，不由得你愿不愿意。

　　有分析人士认为，李源潮担任中组部部长后，其大胆而开放的用人思路有望在更多地区被复制，实践。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他脑子里一直盘旋着四件事，其中之一是怎么使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有所突破。“5年前，我曾面对大家立过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今天，我想再加一句话，那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引用这句名言是对自己的激励，也是对各级锐意改革者的鼓舞。(记者 左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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