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台州的“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被写进了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3月5日，49岁的全国人大代表陈铁雄(现任台州市市长)因此一夜无眠。

　　“台州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在民主恳谈会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陈铁雄说，“这一制度已经成为政府接近群众，了解群众，让群众说话，或者城乡不同阶层之间相互沟通的一种途径。它非常宽泛，非常开放，非常制度化！”

　　3月9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进行大会发言，最后一个走上发言席的是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

　　“我们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应该继承我们前辈的光荣传统，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出我们新的贡献。我们完全能够创造出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民主的好形式。”这是李君如的结束语。

　　两会期间，李君如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把选举票决与协商结合起来，中国人创造的民主形式将不亚于其他国家的民主形式，“尽管我们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我们不自卑，不妄自菲薄。我们有希望！”

　　民主恳谈就像一面镜子，社区重大事务也好，民警的一举一动也罢，都被群众看在眼里，挂在嘴上。

　　3月12日晚，北京新大都饭店。

　　陈铁雄把政府工作报告翻到第32页，指着“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健全并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认为不要把民主看得太虚，它就是要实实在在的。”

　　劳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始于台州新河镇羊毛衫行业。“你老板看我们行业，我们的一个工人，多少工资比较合理？”在新河镇，包括工人和老板之间，老板和工会之间，大家都可以坐下来，集体协商劳动工资。

　　民主恳谈制度之所以能在台州生根开花，陈铁雄分析，台州改革开放的30年是创业和创新的30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它会自然产生一种民主意识，包括对政府提供的发展环境和服务的要求，需要发出一种声音。

　　发源于浙江台州松门镇的“民主恳谈会”被视为基层民主监督、民主决策的一个典范。

　　随后，台州温岭市公安局为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在政府部门中最早推行“民主恳谈”。由于效果显著，台州市公安局就把每个月的6日定为全市“警民恳谈日”。

　　陈铁雄说：“以往在政府机关作风考评中，公安局往往排名靠后。在实行‘警民恳谈日’后，台州市公安局连续几年排第一名，说明老百姓对警察的评价还是好的。”

　　温岭市政府研究室的一名官员认为，民主恳谈就像一面镜子，社区重大事务也好，民警的一举一动也罢，都被群众看在眼里，挂在嘴上。误解和怨气一天天少了，理解和宽容多了起来，治安工作和警务工作也会进展顺利。

　　2007年5月，陈铁雄任台州市长。他在台州参加的第一次民主恳谈会，就是研究决定一家医药化工企业的规划问题。

　　医药化工业在当地属支柱产业，但考虑到环境原因，市政府认为需要有一个整体规划。到底能不能发展？企业是什么想法？村民对政府现在的规划有什么建议？陈铁雄召集了6家企业和当地的村民、干部以及学校老师，包括当地的政府部门展开了第一次恳谈会。

　　“恳谈会开得非常成功。通过这种形式，政府的决策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就近了，写信告政府状的情况也少了。”陈铁雄说。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的李凡曾多次到台州温岭调研村级民主恳谈制度。他认为，温岭的“民主恳谈”在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推动基层社会的民主治理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如今，台州市、县市区、乡镇街道三级党政班子领导成员，面向基层群众的窗口单位，或进社区，或进企业，或入农村，与群众面对面交流恳谈。对群众提出的问题，三级党政班子领导成员有的当场做解答，当场不能解答的，在下次活动时给予解答。对群众提出的建议，要跟踪反馈落实情况。

　　“要把干部往下沉。民主恳谈会、干部下基层蹲点这些做法就形成了比较浓厚的民主风气。”陈铁雄说。

　　每天晚上，陈铁雄都要在办公室看信访信件，包括网上和信访有关的帖子。他说：“人民群众的信访大多反映的是民生问题，这说明老百姓是有怨言的，否则就不会来了。民主最终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民意，民意反映什么呢？根本上就是民生。”

　　“现在到基层走一走，感觉干群关系比过去要好。”陈铁雄在结束采访时笑得很自信，政府要敢于把自己亮出来。

　　公推公选干部，“就是用民主的方法选人用人。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行为是釜底抽薪；对只认领导、不认群众的官僚作风是治本之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政治从基层开始，已逐渐进入省市一级政府改革的范畴。特别是它的干部任用选拔制度、集体决策制度等一系列“自创动作”，最后很多都变成了“规定动作”，以至于走在前列的省份竟被外国媒体称为是中组部的改革“试验田”。

　　“民主推荐，党委讨论，民意测验，考察预告，任前公示，党委讨论干部实行票决，特别是公推公选、公推直选，已在江苏搞了好多年。在干部选拔上要扩大民主，用制度管人、管事、管钱。在泰州，干部从提名到考察到最后任用，要搞全程实录。”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郭广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

　　郭广银表示，江苏一直在探索建立民主公开、竞争性择优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把公推公选、公开选拔等作为选任领导干部的重要方式，并逐步做到经常化、制度化。

　　郭广银提供给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样几个数字：到2007年9月，江苏公推公选各级领导干部1776人，公开选拔科以上领导干部2658人，有1.6万余人通过竞争上岗走上科以上中层领导岗位。

　　江苏省南京市，是我国首次公推公选副厅级领导干部的地方。

　　“作为区长，你持什么样的政绩观？”“作为区长，在目前拆迁矛盾比较多的情况下，你怎么做到既依法拆迁，又有情操作？”2003年11月19日，在南京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大会议室，主持人与代表正在向10名公推公选入围者提问。这是我国首次公推公选副厅级领导干部。

　　这10名入围者是经过报名、资格审查、两轮民主推荐后胜出的。此前，他们被分成两组，分别到南京市白下区和雨花台区，围绕当地改革发展等重大问题，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进行了为期4天的驻点调研。

　　之后，10名入围者被全封闭3天，撰写调研报告和任职计划书。之后，其中的6人再由市委常委会票决和市委全委会票决。

　　现任江苏省省长、原南京市委书记罗志军对公推公选干部曾表示：“公推公选就是用民主的方法选人用人，视野广，失误少，公正度高。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行为是釜底抽薪；对只认领导、不认群众的官僚作风是治本之药。”

　　“公推公选表面上是选了几个人，其实更重要的是创新了用人机制。”在总结南京市公推公选的经验时，罗志军说，“它探索的是发扬党内民主，在多数人中选取多数人的用人方式。”

　　2004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在总结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整体上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同时，就引进竞争机制、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加强干部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要求。

　　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许多地方在开展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公推公选、公开招聘和竞争上岗等方面实现了诸多突破。

　　2005年5月23日，北京市委组织部首次对包括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在内的3个正局级领导职位展开了竞争上岗。而上海市则在2004年就在近10万名公务员中实行了竞争与淘汰并重的上岗制度，其最高级别涉及一批厅局级官员。

　　2005年7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首次在国务院新闻办亮相。时任中组部副部长、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景田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并不神秘”。此间有评论认为，此举意味着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标志中共的党务工作开始由神秘走向公开和透明。

　　郭广银表示，由于发扬了党内民主，使得竞争择优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更加透明。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在江苏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基层干部群众对县、乡党委换届满意率达99.3%；江苏省委巡视组换届专项巡视时的民意调查表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市委换届的满意和比较满意率为94.9%。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实质上已经搞了30年，并且紧密结合经济体制改革扎扎实实地推进，从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到现在，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今年61岁的李君如8年前就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已经有35年的党龄。

　　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为人所关注。李君如认为，这不难理解。“政治体制是我们整个制度的核心。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必然日益尖锐地摆到我们的面前。”

　　对中国政治体制认识存在的一些误区，李君如进行了澄清。“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开始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不对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紧密结合在一起进行的。”

　　他表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实质上已经搞了30年,并且紧密结合经济体制改革扎扎实实地推进，从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到现在，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李君如说，中国的第一场改革，是从农村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的，这是我们公开举起的旗帜，叫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在我们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实现了县和县以下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通过这整套制度的变革，确保了农民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

　　“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乡政权，建立县人大常委会，县和县以下人民代表直选，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李君如说。

　　李君如称赞邓小平不但是个“战略家”，还是一个“策略家”。“他的战略有一套策略来配套实施，他把政治体制改革紧密地结合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推进。好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都能在经济体制中变为现实，使人民群众得到实惠。”

　　“同时，又避免了大风大浪，避免把社会搞得很动荡，使人民处在一个很不安宁的环境中。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更不是说现在还没开始，而是已经进行了30年，并且每一步都迈得扎扎实实。”

　　“所以今天讲继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当前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是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但李君如也提醒，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更艰巨的系统工程。推进这项工程，有两点必须注意：

　　一是要明确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为了什么。我们不管实行哪一种民主制度或民主形式，都必须有利于人民权益的实现和富裕幸福，有利于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和安定有序，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昌盛。凡是不利于这一民主政治终极目的的政治行为或民主形式，不管它有多么动听的名称，进行多么富有诱惑力的宣传，都不能轻信和照搬。

　　二是要研究和寻找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中国的民主政治要发展，既要学习借鉴国外一些先进和有益的成果，更要从实际出发，不断探索，进行理论创新，从而推动实践创新。

　　李君如认为，没有过分宣扬政治体制改革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高明之处。“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推，每一步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而不是像苏联那样叫得很响，老百姓却没有任何实惠，结果国家都垮了。”

　　“自己革自己的命，非常了不起！”李君如认为，这次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提出来，实际上是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的一个联结点。

　　李君如说，我国的经济改革不能急，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急。一切都要有条件有措施来推进，不能盲目。“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试验，失败了还可以重来，但政治体制改革失败是不能重来的。”

　　“我们致力探索的，应该是也只能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今天的国情，能够真正给中国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的民主形式。这是一个不可更移的立场。”李君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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