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步入会场时回答记者提问:“目前物价上涨压力较大,但应可以得到控制。” 中新社发 张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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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步入会场时回答记者提问:“目前物价上涨压力较大,但应可以得到控制。” 中新社发 张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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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提出的“防止务工收入(工资)过快增长,降低由劳动力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的建议,遭到舆论普遍质疑。
批评者抨击,“防止务工收入过快上涨”之论无视现实,无论与GDP还是财政收入增长相比,务工者的工资增长都远不如人意,务农者与务工者越来越成为标准的“难兄难弟”,他们之间的收入关系何来“理顺”一说?(《东方早报》3月24日)抑制通胀压力不该盯着务工者(主要是农民工),中国劳动力之廉价世人皆知,而农民工收入增长之慢也是公认的。说务工者收入增长很快缺少事实依据。国家统计局以前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十五”期间,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很少。有调查显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平均下来,一年才提高5元。(《西安晚报》3月24日)
其实,对谢局长“防止务工收入过快上涨”之论,我们大可不必那么反感,他的建议不过是一种提醒——为追求“工资跑赢CPI”而过分增长工资,可能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导致收入与物价螺旋式上升;也提醒我们,确实要警惕一部分人收入增长过快,造成另一部分人的相对收入更低。只不过,谢局长一时口误,说得不够准确。
要承认,收入过快增长的确有其人,那就是企业的高中层管理人员。
最近就有媒体惊曝,中国平安4位高管税后薪酬近亿元。其中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马明哲税后报酬2579.4万元;其余几位主要负责人,税后薪酬也都在千万元之上。这些收入,还不包括他们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而我所熟悉的重庆一家大型煤电企业,近5年员工工资增长未超过百分之五十,可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显性的工资增长却达5~6倍。这还不包括高管和家属一起享受的灰色收入,比如吃喝行住企业全包,花企业的钱为自己修建高档花园住宅,到名胜景区“参观学习”,还有像进城般经常出国“借鉴考察”的大笔公款花销。当这家企业的高管们在春节座谈会上吹嘘去年职工人均收入增长多少多少时,连已卸任的前高管们也忍不住当面质疑:这个“人均”,能不能刨除中干以上的收入,挤干水分?
而目前,有关方面对高管的收入——显性和隐性的收入——缺少有效的监控。诚如我的一位高管朋友所言,做到我这个职位,上面不愿管,下面不能管,基本没有监督,怎么花销全靠我的自觉。换言之,高管收入多少,完全是自己说了算,即便业绩下降薪酬也照样上升。难怪老百姓会骂:多像一帮家贼!
高管收入增长过快,造成了“务工收入过快增长”的假象,不仅会导致物价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更损害了社会公正、公平,加剧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普通员工与高管的对立。高管收入增长过快,是真正需要警惕的。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不知您老以为如何?(李北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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