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南极对于十亿中国人而言，只是洁白模糊的冰雪荒原。它还不是人类向往的旅游探险胜地，也不曾作为奥斯卡影片的故事背景。

　　这一年，591名中国人踏上通往南极的征途。在与北京距离17501.949公里的地方，建成了首个南极科学考察站，并命名为“长城站”。

　　当年3月20日，世界气象组织正式接纳中国南极长城站气象站为世界气象观测站之一，编号89058。这标志着，中国建设的南极考察站，第一次赢得国际认可。

　　现任国家气象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的卞林根，当时正在南极承担气象观测、制作报表、发报等任务。对于这一消息，他并未感到意外：“我知道国际上一定会承认它，因为长城气象站设备已经达到了标准化水平。”

　　屈辱堪培拉：中国要建南极站

　　对于南极，中国是位“迟到者”。

　　虽然早在1957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便提出了极地研究的必要性。但直到1980年1月，中国科学家董兆乾、张青松，才首次被国家科委派至南极。

　　这一时间，比18世纪70年代，西方最早的科学探险晚了两个世纪。

　　“当时甚至不知道该去考察哪些项目，只能从报纸上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时任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综合计划处副处长的郭琨说。而那时，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40多个常年科学考察基地，以及100多个夏季站。

　　中国南极考察委员会———中国首次成立的专门的南极机构———成立于1981年5月11日。而其成立之初，政治目的远远大于科学目的。

　　当时，一些国家的南极机构和民间组织表示愿与中国合作，并邀请中国科学家参观他们的南极站。为“统一口径”由专门部门办理相关业务事项，外交部、国家科委和国家海洋局报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郭琨任委员会极地办主任。

　　1983年9月，郭琨等3名中国人首次赴澳大利亚堪培拉，出席第12次《南极条约》缔约国会议。

　　《南极条约》分为协商国和缔约国。协商国由原签订协议的12个国家和以后在南极建立考察站的国家组成。没有建立南极站的中国，只得以缔约国的身份加入条约。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在国际南极事务中没有表决权，甚至出席会议时都不允许倾听实质性内容。

　　25年之后的今天，郭琨依然用“屈辱”二字，形容当年参加这次会议的感觉。他无法忘记，每当会议进入实质性阶段时，一柄小木槌便会“咚”地敲下———所有非协商国代表被请出会场“喝咖啡”，事后，也无人向他们通报会议进程和情况。

　　被一次次“驱逐”出会场时，这位48岁的河北汉子，眼中涌起泪水。他领悟到，建南极站与否不是小事情，“它关乎国家荣辱和民族尊严。”

　　当时的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惟一不能参与表决南极事务的。“这同中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郭琨和一批中国科学家都呼吁早日建立南极站，独立考察南极。

　　1984年2月7日，32名科学家联名致信党中央、国务院，建议中国建立南极考察站。

　　总理批示：建站不超2000万

　　“32名学者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建议我国应独立组建南极考察队，这件事并不简单。”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接信后批示。

　　但他同时也表示了担忧。由于国家经济并不宽裕，他提出质疑“放着国内许多地方不开发，跑到南极去花钱”，担心人民会有异议。

　　副总理李鹏则建议国家海洋局制定建南极站的方案。“争取一立足之地，花钱在2000万以内”。总理赵紫阳在随后的批示中基本认可“2000万”这一数字，但提出一定要计算得准确些。

　　根据李鹏的批示，1984年5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国家海洋局开始调研南极考察、建站的总体方案。此后，郭琨曾三次陪同当时国家海洋局局长罗钰如，到李鹏办公室汇报南极科考筹备情况。6月25日，赵紫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建设中国南极长城站的报告。

　　在确定启航时间的报告上，李鹏用斜长的字体批示：“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准备周到一点，做到安全第一，站住脚，过好冬，积累经验，为完成南极考察长期任务奠定好的基础”。

　　进军南极：“大海比后妈还狠”

　　1984年11月20日上午10点整，黄浦江畔汽笛长鸣。首支中国南极考察队启航。

　　这支队伍共计592人(一人中途下船)，分乘向阳红10号远洋科学调查船和J121号打捞救生船两艘船。

　　其中J121号乘坐的是308名海军官兵，负责在陌生航线上保驾护航；向阳红10号则乘坐的是155名船员和128名考察队员。

　　进军南极绝非坦途。一个多月间，队员们需要穿越热带、北温带、南温带、南寒带四个气候带，如同穿行于四个季节。短时间内气候、时差的变化，使人的生物节奏紊乱。

　　1984年12月12日，两船驶入西风带。

　　西风带，又称暴风圈。常年狂涛巨浪，七八级的大风，掀起十余米海浪，“船骑着浪头走。”郭琨描述，时常一个浪从船头打到船尾，餐桌上的饭菜哗啦一声“蹦”到了地上。

　　呕吐，据郭琨统计，这是60%以上的队员都有过的经历。有队员忍不住去找郭琨：“队长，太难受了，我想跳海了。”

　　晕船严重影响了队员们的食欲，很多人吃几口饭便开始呕吐。为此，南极洲考察队还特别号召“共产党员要带头到餐厅吃饭”。

　　当时流行的歌曲里唱道“大海啊大海，就像妈妈一样”，队员们戏称，谁说大海像亲妈，比后娘还狠！

　　1984年12月30日15点16分，头戴“中国”字样帽子、身穿天蓝色羽绒服的中国考察队员，登上了南极洲南设得兰群岛中的乔治王岛的冰雪荒原。

　　队长郭琨手擎从国内带来的五星红旗，走在队伍前列。如今，这面旗帜作为首次南极科考的纪念，保存在国家博物馆。

　　挑战南极：每天劳动17小时

　　在经历了40天的海上风暴之后，南极建站，成为横在考察队员面前的另一难题。启航前，经中国南极考察委员会的集体讨论，首个南极科考站已经命名：长城站———取“万里长城向南极延伸”之意。

　　经过几天的勘察和研究，科考队为长城站确定了位置———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南部。

　　“南极站不是几栋房子，而是一个小型城镇，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由于从来没有在冰原上建房屋的经验，郭琨感觉压力很大。

　　首先是气候的挑战。南极夏天的平均气温为零度，当时站上最低气温零下7度，大致相当于北京的冬天。

　　根据郭琨当时的日记，在南极停留的59天里，8天晴，26天雨，25天雪。大风来袭时，最大风力达每秒40米，强度超过12级台风。队员们居住的塑料帐篷常被大风掀翻，拉链式的门帘缝时而灌满雪粒。有时队员收工后，帐篷里积雪已有一尺多厚。

　　初抵南极的15天内，站上还没有安装发电机，科考队居住的帐篷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

　　队员们睡在充气塑料小帐篷里，地上铺充气垫子，身上盖鸭绒睡袋、被子。每天清晨起床后，鸭绒睡袋下面便湿漉漉的。如今73岁的郭琨，腰椎和腿部的疾病，便来自那时留下的病根。

　　郭琨回忆，每天早晨5点左右，他就开始到各个帐篷吹哨子叫大家起床干活。“有时候我心里也不忍啊。”队员们每天早晨蘸着雪在脸上胡撸一把，就完成了洗漱；饭也是炊事班将雪堆在锅里，用融化后的雪水做的。

　　郭琨介绍，大家每天劳动时间都在17个小时左右。有队员说，跟保尔·柯察金修铁路的劲头是一样的，一样的苦一样的累，一样的激情。

　　“我们从来没考虑过待遇什么的。”郭琨说，有时候外国人来长城站施工现场参观，看见队员们没黑没白地干，一天都不歇，忍不住问：“你们挣多少钱啊？”队员的回答是：“如果要挣钱的话我就不来了。”

　　45天后，1985年2月14日，中国南极长城站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将从国内带去的长城站铜制站标镶嵌在第一栋屋门正上方。22时，长城站宣告建成。

　　郭琨和队员们激动得抱在一起，放声痛哭。”终于体会到女排获得世界冠军时，她们为什么会抱头痛哭。“有队员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

　　建好的长城站，主体部分由6栋橘红色的房屋构成，并包括发电站、通讯电台、气象站、测绘、食品库、科研栋、医务文体栋、上下水管路、污水处理系统、油库、车辆、机械工具、码头、直升飞机机场、邮政局等20多个部分。

　　1985年10月7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13次《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上，由于独立南极科考站的建立，中国正式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

　　南极事务，中国有了发言和表决的权力。

　　- 延伸

　　中国将建　第三个南极科考站

　　自1985年在南极建成长城站以来，中国几乎每年进行一次南极科学考察。1986年、1992年、1995年，中国曾三度扩建长城站。

　　1989年2月，中国又在南极圈内建立了第二个南极科考站———中山站。两站建成后，中国的南极考察完成了以“建站”向“科考”为中心的转变。

　　2008年3月，中国南极科考队结束了第24次南极考察。根据规划，“十一五”期间，中国即将在南极再建一个科考站。(记者 温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