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科研经费如果是我们用百分之百来算，那到科技部的是多少每年？

　　万钢：百分之百有两种算法，一种就是说全社会投入资金的百分之多少是由政府投入的，这个是三千六百多亿对一千多亿，这是三分之一左右。如果说这个一千多亿由科技部来进行规划，当然不是完全属于科技部，那也是大概三分之一左右，我跟一些国外同行们也讨论过，他们说从总体，从你们官方公布的数字上说起来，你们政府投入的是一千多亿，带动社会和企业投入的是两千多亿，加起来是三千多亿。从这个角度上说起来，科技的投入还是有效的，发达国家也就是那样一个比例，当然他们总的比例比我们大了，举个例子，去年我们大概在支撑计划当中投入了四十多亿，带动地方和企业投入的是两百多亿，你用不着掌握240个亿，但是你要是掌握40个亿作为一个导向，能够带动社会的投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崔永元：但是您要能掌握两百多个亿，肯定能干更多的事儿，可能能带动两千多个亿。

　　万钢：不见得，并不是说投得越多越好，投入过多反而造成一定的闲置，我不是说浪费，而是一种闲置，因为人力资源总是有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社会的认识对一个新产品的认识也是有限的，所以很多东西是要有序地投入，使它持续稳定增长，这大概是我们一个目的，可能你觉得我挺狡猾的，不说关键的问题。

　　崔永元：我不好意思说。

　　万钢：我也说说关键的问题，关键的问题就是我自己做校长的时候就有那种感觉，比如说我们要建一个国家的实验室，它的基本建设需要一个部门来批，设备配置需要另外一个部门来批，真正运行管理，得到国家承认又要有一个部门来批，这样对于下边说起来，对于我当校长的时候，就觉得我就得经常跑，各个部门同样的东西得解释，而且投入的这个东西很难同步，所以经常买设备的钱来了，建房子的钱还没弄好，也就是说我们以后能不能搞一个好的规划，然后通过多个部门的协调，能够整合起来，这个规划下去以后，该从哪个口子出，就从哪个口子走。我觉得国家管理要分层，哪怕你再减少部，部和部之间的协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你总归要分的，所以要说把所有的东西都压到一个部里面，说实在的，一个，我倒是担心别又形成了一种超人的这种要求。科技部应该有自己的范围，自治范围，应该规划好我们国家科技发展的未来。

　　崔永元：部长，我可以把问题提得简单一点，就是科技部的钱够花吗？

　　万钢：不够。

　　崔永元：这可能是很关键的。

　　万钢：如果哪天说科技部的钱都花不完，我觉得这里面要出问题。不够是一个长久的现象，您的问题我也问过德国的科技部长，我说你那个钱够多了，你够不够？不够。

　　崔永元：他也不够？

　　万钢：对，他也不够。我倒是觉得不够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能不能把我现在的钱用得更好，能够代表国家的发展所需要的意志，又能够动员社会，动员企业来投进去，这样可能就更有意思。

　　崔永元：现在有多少部门、多少人在跟科技部要钱呢？在准备花这些钱呢？

　　万钢：倒不是要钱，科技部的操作是这样，科技部主要是管几大规划了，比如说973，对于重点的基础研究的这一块，比如说863，它主要是破解经济社会发展制约瓶颈，我们的支撑计划主要是支撑地方和行业的发展，我们有平台建设的计划，就是说各个区域共享的科学技术服务的平台建设，包括科研基地的建设等等，我们有星火计划，那是专门支持农村科技的发展，有火炬计划，支持高新产业的发展等等，它一般都是按照各种各样的计划，然后在每年的时候，要定一些重点，比如我举一个973，973这个计划当中，就有一批973的我们叫专家委员会，他们来研究，就是说我们现在发展的前沿和基础是在什么地方，哪几个地方是对五年以后、十年以后有长远的影响的，而我们现在就应该具体地投入，实际上哪个领域，哪个项目应该投入多少资金，不是部长定的。而是通过各个专家组，破解什么样的技术是我们今年的关键，今天看总理的工作报告，他就说节能减排是今年我们的关键，举出来的几个比如说制约关键的因素，比如新能源汽车，高速轮轨交通，工农业节水技术等等一些，按照国务院这样确定的方向，我们再布置一些各种计划的时候，就更加注意，它是有一个系统的。

　　导视：人才当领导

　　“我们要找一个研究汽车的这么一个人才，领先的人才，挺难的，找部长还挺容易的”。

　　“因为您讲汽车没有顾忌，但是讲科技部分管的工作，讲和其它部门协调的时候，总在想怎么表述才不得罪即将被取消的一些部门。”

　　“没有。”

　　崔永元：您看听您说这些就不如听您讲汽车有意思，所以很多人都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其实您是一个研究汽车的高级人才，但是现在从政，您会不会耽误了？因为其实我们要找一个研究汽车的这么一个人才，领先的人才，挺难的，找部长还挺容易的。

　　万钢：我也挺担心的。

　　崔永元：我去当也行。

　　万钢：您刚才说的话耽误是两个方面，一个别把汽车耽误了，另外一个也别把部长应该做的事儿给耽误了，所以这也是我说的诚惶诚恐、忐忑不安的一个原因。记得6月14号的时候，我们公布应对气候变化科技行动方案的时候，有位记者曾跟我说，我们给你总结了十大挑战，你来当部长，你觉得哪条挑战最厉害，我说可能十大挑战当中有一条挑战没有统计进去，那就是从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身份转向为一个政府部门的管理者的身份，这两者它所承担的责任，它要履行的职责，它为社会所贡献的义务，所以这些可能是对我最大的挑战。所以又怕两个耽误，一个不要把汽车自己的专业给耽误了，另外一个方面，不要愧对了部长这个职务。我想这是有责任的，看起来汽车耽误一点也是在所难免了，但是我努力地把科技部长这个工作做好。我刚才跟你说的时候我也在考虑，为什么你刚才说，他讲汽车，他讲科技好像没有讲汽车那么来劲，以后我说不定会改得好的。

　　崔永元：因为您讲汽车没有顾忌，但是讲科技部分管的工作，讲和其它部门协调的时候，总在想怎么表述才不得罪一些部门。

　　万钢：没有。应该说我到国务院来工作的这段时间，从我们部内，包括在国务院平行的这些部门当中，互相之间大家所处的关系、互相之间的了解，也是很不错的。

　　导视：犹豫一

　　“当时从德国回来的时候，有犹豫，这个一般的人不愿意说，都说想都没想就回来了，但是您也犹豫”

　　“你说犹豫当然是犹豫，比较安逸的生活，比较稳定的工作，专业上也比较有兴趣。”

　　“您这次有犹豫吗？做部长有犹豫吗？”

　　崔永元：我知道您特别真实，因为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当时从德国回来的时候有犹豫，这个一般的人不愿意说，都说想都没想就回来了，但是您也犹豫。

　　万钢：我是通过三思的，实际上我犹豫是有犹豫，但是犹豫的时间还是比较短的，我记得那是1999年，教育部组织我们回来，一些在汽车工业工作多年的这些博士们回来以后和国内的汽车企业一起来谈一谈将来怎么样合作，做一些报告，当时教育部的吕福源副部长曾经要求我们就我们的看法写一个建议，当时我们就写了一个，十几个人在一起写了一个建议，因为当时国内讨论还是汽车要不要进入家庭，我们看了以后，觉得进入家庭好像是一个不变的事实，但是进入家庭以后，要考虑的能源供应和环境污染以及安全，这些问题可能是现在我们要注意的事儿，所以当时就跟教育部写了一个报告，然后教育部又转到了科技部，通过国务院转到了科技部。我记得2000年6月份的时候，朱丽兰部长到德国去找我谈，谈完了以后，我们谈了一个下午，最后她给我提出一个邀请，说我们在一个五年计划当中要搞电动汽车，我们应觉得你提的观点还是和国内的很多科技工作者的观点，包括企业的观点还是一致的，而且你们提的也比较深，所以建议你回来，我们要成立一个重大专项，你可以来主持这个重大专项。还有一个就是我很尊重的老师，就是李国豪教授，他已经过世了，同济大学的老校长，名誉校长，他88岁，那年他88岁2000年的时候，到德国来看了企业，看了我的工作，然后跟我说了一句，现在国家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你应该回去报效祖国，你说犹豫当然是犹豫，比较安逸的生活，比较稳定的工作，专业上也比较有兴趣。

　　崔永元：您这次有犹豫吗？做部长有犹豫吗？

　　万钢：有犹豫。当校长当得挺滋味的，又赶上百年校庆，全校发展很快，学科发展也不错，自己又有一支团队，还能干自己想干的事儿，是有犹豫了。

　　崔永元：关键还要舍弃自己喜欢的专业。

　　万钢：对，这是最大的犹豫。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