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参与到“许霆案”的讨论中来。而随着讨论的深入，相关意见也基本趋于一致：一审的“无期”判得过重了。

　　最高院副院长：判无期肯定判重了

　　“我可以肯定，如果判无期徒刑，确实判重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也结合得不好，何况银行也有责任。”全国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认为，“银行也应该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针对有学者建议该案适用刑法第63条，在法定刑以下判刑，姜兴长表示认可。“许霆案一审法院认为属恶意取款，非法占有，定为盗窃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量刑时有一些情节需要综合考虑，包括银行的机器故障，还要考虑有没有内外勾结等。”姜兴长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将研究许霆案暴露出的法律问题。

　　姜兴长透露，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对许霆案暴露出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对于下一步如何完善法律，从哪些地方完善，这位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说：“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之前，我还是不要轻易地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吧。”他同时希望媒体能够正确引导舆论，客观公正地报道案件。王新友

　　最高检副检察长：判例具有典型意义

　　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许霆案确实是一个新型案件。世界范围内都有立法没有考虑到新情况出现的时候。”姜建初认为，这时候就得用一些新的判例，做出相应的解释，他说：“从这个角度讲，许霆案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姜建初表示，中国的社会发展非常迅速，像这样的案件可能会不断涌现，这需要法官和检察官在充分理解法律的基础上，把握好分寸。他说：“当然，我们的立法也跟得更紧一点，这样就能做出比较公平的判决。”

　　监察部副部长：刑法修改要多研究

　　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屈万祥在论及许霆案时，建议专家在对刑法修改方面多作研究。

　　“就好像前一段时间，因为银行系统出现问题，结果出现恶意提款，把一个小伙子给判了无期。实践中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从检察机关来讲，构成刑法规定的犯罪标准，或者构成立案标准，或者构成判重罪标准，那么你不起诉，就是有法不依，法律就是这么简单。”屈万祥说，我国刑法的标准，起刑点问题有很多争议。实践中有些做法是合理的，但从情节上说，严格按法律规定来讲，未必符合法律规定。也有些做法，看起来是不合理的，但是合法。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刑法学，法理问题，确实调整的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把这个问题来好好研究，对建设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广东省检察长：应考虑社会效果

　　“许霆案判得太重了一点。”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郑红直言，办案应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

　　对于日前陈舒代表指舆论对于许霆案的炒作是“舆论审判”一说，郑红表示，在政法部门中非常强调的是，无论是办案还是执法行为，都应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如果没有这样的观念，工作起来肯定会有偏差。”他还提到，如果涉及到经济案件，那么更要考虑到法律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问题出在司法解释僵化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许霆案问题出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一成不变上，即如果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起刑点高的话，数额是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通过司法解释方式确定的，这种司法解释一制定，很多年不变，这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人们生活改善了，对金钱货币的认识不同了，乃至于对银行的ATM机的认识也有所变化的时候，应该考虑及时修改完善相关司法解释，“盗窃20年前或者30年前的100块钱，跟今天的100块钱是完全不同的，司法解释的起刑点应该不断调整。”

　　中科院博导：最高法该给个交待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杨思泽认为，许霆案的责任首先是出在银行。“出现这样的问题，首先就是银行没把ATM机管理好，如果银行的管理没有问题，别说是十几万，许霆连1000元钱都取不出来，这怎么能叫盗窃呢？”

　　他说：“如果银行把10万元钱放在门口，如果我捡了是不是也算盗窃？其实问题还是出在银行方面，银行引诱了人家犯罪。”

　　杨思泽还建议，司法机关应该对公众和社会开诚布公，像许霆案那么大的事情，应该在最高院的法院工作报告里谈一谈。“工作报告是不是也该给大家一个交待？”综合新快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