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京，又一场机构改革已启动。像前五次一样，每次改革都是一次“革命”，而机构的人员分流和职能转变，是这场“革命”成败的关键。

　　本文记录的是，十年前第四次机构改革那场大规模的部委撤并和人员分流的故事。我们不应忘记，伴随着那场动人心魄的改革的，是一大批普通部委公务员的命运流转。大历史往往靠 “小人物”来书写，今天的改革故事也是昨天历史的延续。而只有读懂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畅望未来的改革。

　　历次机构改革

　　第一次：1982年。这次改革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减少了副职，提高了素质；在精简机构方面，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

　　第二次：1988年。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19个，非常设机构从75个减到44个。在国务院66个部、委、局中，有32个部门共减少1.5万多人，有30个部门共增加5300人。增减相抵，机构改革后的国务院人员编制比原来减少了9700多人。

　　第三次：1993年。改革实施后，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原有的86个减少到59个，人员减少20%。国务院不再设置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8个。

　　第四次：1998年。国务院不再保留的有15个部委，新组建4个部委，更名的有3个部委。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

　　第五次：2003年。这次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由28个部门组成。

　　还是像十年前那样，部委办公楼前国旗猎猎，武警照旧像铁桩般挺拔地站立，大门两边的两个大石狮子注视着进进出出的人。

　　从部长到公务员，大楼里不少职位换了好几茬人，薛剑(化名)每天仍会看到镇守这座大楼的这对石狮，尽管前些日子，它们并没能阻止东北某县的警察擅入抓人，但这些天，这座大楼里议论的焦点却是即将启动的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

　　这意味着有人会从大楼里离开，十年前，薛剑离去时，已有3年公务员工龄。

　　从去年十七大胡锦涛报告提出“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制”的概念，到改革方案草案今年2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讨论，再到3月11日国务院披露机构改革方案，薛剑依旧像十年前那般关注机构改革的任何新动作，只不过，这次他是以新闻人身份。

　　十年过后，他心平气和地回顾那段时光，还真感谢当时被动的“出局”。“一个小人物在风浪面前是没有搏击本钱的，尽快找一个安静的避风港湾呆下来，是明智的选择。”他说。

　　那次行政机构改革，不再保留的部委有15个，新组建4个部委，3个部委更名。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机构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中国各级党政群机构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名——比1985年那次震动世界的百万裁军还多，是历次机构改革精简力度最大的一次。

　　然而，小人物的选择和被选择不仅可以给大时代作出贡献和牺牲，大时代也为小人物提供了新的机会和位置。

　　十年中，很多人像薛剑一样，不但找到了避风港，而且还重新启航成为弄潮儿。

　　今天国人对机构改革的热情，远不如当年，薛剑们说起十年前的故事时，也多少有点“让历史告诉现在”的意味。

　　风雨欲来

　　一切是在整整十年前的那次“两会”确定下来的。

　　那年“两会”闭幕式，意气风发的新总理豪情万丈地说哪怕前面有地雷阵，有万丈深渊，也要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尽管薛剑当时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但听完这席话，心里还是很感动的。

　　当年，外电曾评价改革闯进两大雷区：一是国企改革，一是机构改革。

　　1998年的“两会”期间，朱总理在人大湖南代表团对家乡代表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当时刚分配进北京某区纪委的王贤(化名)是和同事们挤在单位传达室看完那场记者会的现场直播。“朱镕基的办法是拆庙，和尚赶不走，我拆庙赶和尚。”王贤说。

　　总理一次性拆掉9座小庙，9个专业经济部门一并撤销或降格变成行业协会。此举意味着按照计划经济模式设计的政府机构框架逐渐消解。

　　而精简人员更是针对所有部委，其中难处可想而知，机构改革剥夺的不单纯是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还有集团利益。

　　实际上，对于利益的焦虑和博弈在上一年就已开始。

　　当年的报道说，1997年12月底，朱镕基在一次讲话中道出苦衷：他正在操作国务院机构改革，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他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

　　1998年那次机构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但方案最终确定之前，各部委的官员纷纷向决策层陈情：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还不那么有力，还离不开那只有形的政府之手。

　　部长们在为各自部门的存在理由据理力争，而作为普通办事员的薛剑一开始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听到这些传言，我们同大多数年轻人觉得很遥远，青春就是本钱，上面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怎么也落不到我的头上。而那些从部队转业的处长，已灵敏嗅出风雨将来的味道，一位老处长对我说，看来这次真的要动真格的，得早作打算呀。”薛剑回忆。

　　而距薛剑所在大楼只有一箭之地的外交部，只有25岁的蒋琦(化名)则隐隐感到机会来了。“开始传说了很久，只不过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改。”蒋琦进入外交部一个业务司两年多，自觉对机关工作不适应。机构改革也是换一种人生的机会。

　　薛剑说，机关工作，就是重复。工作内容、人际关系、办公环境甚至思维模式都在重复。某些老机关，有些人二十来岁进去，六十来岁退休，几十年来都在同一栋办公楼上班，在同一个食堂吃饭，感冒了去同一个医务室拿药，只是随着职务升迁，办公室有所调换，办公桌有所更新。

　　在其后浩浩汤汤的改革大势中，一个迎流而上，一个则被裹挟而下，薛剑和蒋琦都告别了这样的机关人生。

　　煎 熬

　　3月份“两会”召开，已经正式决定国务院系统要精简47%，但具体到各个部，如何分流裁员，还没确定。

　　传言随之四起：一会说政法部门要加强，不会怎么裁员，裁掉的是经济部门；一会又说只能一视同仁，都砍掉47%。

　　公允地说，人员精简的决策，各部委人浮于事的现象确实严重。当时流行一段顺口溜，说一个部委人员构成的状况：“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媒体也纷纷为这次分流造势，称此次改革将从根本上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的怪圈，还有人从历史上找分流的合理性，大讲当年延安精兵简政的伟大意义。

　　转眼已是1998年夏天，几十万大军集中在长江沿岸和松嫩平原抗洪。而大楼里则少人关心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都在等着分流的政策最后出台。

　　等待，是备受煎熬的。国务院系统精简47%已成定局，而具体到每个部门，如何精简还在进一步博弈中。“两会”后，大楼换了新部长，这一变化似乎有了缓兵不动的理由。

　　刚刚履新的部长和各位司局长都在观察，大家都不先走一步，就像开车一样，踩住离合，看情况再打方向盘或提速。

　　新部长上任伊始，就在会上安慰大家，说政法部门不会像经济部门那样砍得狠，大家不要多虑，好好安心工作，组织也会对每一位干部负责到底。

　　分流的口号是，“让走的同志舒心，留下的安心”。薛剑所在的人事司自然是具体操作部门，但他们要考虑其他人的安排，还要操心自己命运。

　　大楼中的领导采取以静制动的政策，别的部委精简人员都相继动起来了，那些被撤销的部委，如纺织部、煤炭部、供销总社，部长都没有了，分流起来倒是干脆，相当一部分年青公务员去大学读研究生，因为他们占了先机，所以在专业选择上很理想。而大楼里则心存侥幸，以为分流的比例将比那些经济部门小得多，所以一直在观望。

　　煎熬的感觉让薛剑痛苦不堪。“我们都疲惫了，心想：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还不如明天把我分流算了。”

　　但工作还得照常干，而且大家都表现得更加积极，连那些平时泡病假的人也每天严格遵守作息时间，希望避免成为分流名单上的人。而在往常，大伙儿争着到各省特别是风景秀丽的地方出差，这时候万一不在机关，会在分流中吃亏——这实则是一种杞人忧天的可笑想法。

　　不独这栋大楼，现在财政部的中层干部当年的科员吕青(化名)说，传出人员精简的消息后，部里人心惶惶，基本小半年没心思干活。“有关系有能力的人肯定留，那些只有关系或只有能力的人最紧张。”

　　其中一个部委的人回忆：找关系送礼的事情过去只有耳闻，当时则时有目睹。

　　从外交部分流出去的蒋琦则将这场机构改革比作国企改革：“不少人都明白分流意味着什么，说不好听一点，你下岗了。”

　　那场机构改革在国务院层面不但包括部委，还涉及意图政企分开的很多央企。比如，国务院决定，解散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组建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在机构改革期间，仍负责管理原公司所属企业，待组建企业集团之后，再实行政企分开)，该局为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改革方案，由中编办和该局抓紧商定后，报国务院审批。

　　“经历机构改革的感觉是非常震撼！觉得四周暗流涌动，而自己却身无所依。”该公司的老干部郑锡说，“我们的改革来临得非常突然，总公司在两会后被突然要求解散。”

　　郑锡说，在最终的人员变动决定没出来之前，筹建负责人家的门到晚上人多得推不开。当时在外面挂职下放锻炼的干部吓坏了，赶紧跑回来问情况。领导就说单位肯定还是要你们——下放锻炼的干部多是厅局级——精简很少能影响到这一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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