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标志城：“肯定要建”表白蔑视人大权威

　　针对108名政协委员签名反对在山东济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他说，这个文化标志城最早是济宁提出来的，已经七八年了，有69个院士的签名支持，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3月12日《新京报》)

　　上百名全国政协委员联署反对，民间争议中的反对之声也呈压倒性，就在这样的情势下，身为济宁市市长的张振川代表作出了“肯定要建”的表态。这无异于告诉所有反对者——反对无效！可是，张振川凭什么说中华文化城“肯定要建”？你有这个力排众议、一槌定音的“资格”吗？

　　不错，张振川先生是济宁的行政长官，具有一定的决策权。但是，是否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并不只是济宁的事情，甚至不只是山东的事情，济宁的市长岂能一言九鼎。退一步讲，即使完全是济宁的事儿，也不能由市长一个人说了算吧？

　　山东方面在介绍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时候，总是要把“69名院士签名支持”挂在嘴边。这大概也是张振川“理直气壮”的原因之一。可是，“院士签名”能证明什么？中国科学院院士也好，中国工程院院士也罢，他们都只是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领域的权威，但中华文化标志城是一个文化工程，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如果非要找“国字号”的权威研究机构，那也应该去中国社会科学院。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在文化问题上，两院院士的判断力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多大区别。不信，请记者去采访一下那些签名的院士，看他们能说出什么关于文化的真知灼见来！

　　“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可能是张振川底气十足的重要原因。可是，真有哪位中央领导会作出明确支持中华文化标志城上马的批示吗？我是不相信的。张振川说，中华文化标志城目前只是一个创意，现在还在面向全球征集方案，到底建个什么东西还没有确定。连“方案”都没有定下来，中央领导怎么可能明确表态呢？

　　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争议都还停留在学术层面上。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是从文化保护或产业发展的角度论述的。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最关键最应该追问的应该是决策的程序：无论是张振川，还是山东的其他官员，在谈到文化城项目时，都是一种“箭在弦上”非发不可的态度。可是，这件事是如何定下来的？都经历了哪些决策程序？

　　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近年来，中央以及各级党和政府都在强调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是相辅相成的。要做到科学决策，就必须广泛吸纳民意、充分调查论证，可是，在山东方面突然“宣布”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之间，公众对此几乎一无所知。而要做到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就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让民众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中来。

　　根据宪法以及各级地方人大组织法的规定，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凡是重大的事项，都应该交由人大或者常委会审议表决。当年三峡工程的上马，就是由全国人大决定的。虽然如何界定“重大事项”，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对一个省来说，300亿元以上的项目肯定算是“重大事项”。作为一个冠以“中华”的超大项目，文化标志城项目甚至应该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文化上的事情，向来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该不该建，反对者的说法很有道理，但支持者的观点似乎也有道理。那么，到底建不建呢？这不应该由某一个人来拍板。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广泛讨论和充分论证之后纳入民主决策程序——让人大代表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

　　顶着舆论的强烈反对坚称“肯定要建”，既是对民意的漠视，也是对民主的蔑视。(盛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