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否定官商勾结和官僚型既得利益集团

　　然而，不能不承认现在利益集团现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利益博弈中存在较严重的利益失衡。利益博弈主要依靠资源，资源多寡往往决定了博弈中的得失比例。而当前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拥有较少资源的群体往往利益受损。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利益博弈不均衡或者不公正的现象，引起了较大范围“利益分配不公”的呼声。

　　“强势利益集团向社会渗透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社会公正，它们甚至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俘获’政府而获得具有明显利益倾向性的政策。”朱光磊介绍说，如在考虑“两税”合并时，外资集团利用其在经济结构上的重要地位而向政府施加压力，甚至获得某些官员的“合作”，共同反对两税合并。而关于经济学家是否为利益集团服务的争议，反映的是社会精英与强势利益集团合流的深层问题。在社会反映强烈的房地产问题上，利益集团扭曲定价机制，抬高房价，甚至转化为一种“暴利集团”，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公众的生活。

　　另外，利益集团与个别政府官员的暗箱“合流”或“勾结”，给政府决策造成严重后果。当前，有的利益集团通过行贿等非法手段实现与政府官员的“勾结”，牺牲他人利益满足自身利益。

　　特别应防范的是，在最近的房地产博弈中，某些地方政府本身就成了重要的利益方，是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主要获益者，它们成为阻碍中央房地产政策贯彻实施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出现政府部门的利益集团化，很容易导致拥有行政权力的利益集团与其他利益集团、社会成员的不公平竞争，给社会公平造成极大危害，这将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严峻挑战。

　　可以说，“官商勾结型利益集团”和所谓“官僚型利益集团”是目前危害社会最严重的利益集团，要严厉予以打击和否定，同时应尽快形成合理公正透明的博弈机制。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社会发展进步，高层领导不断深化对“利益”问题的认识和判断。

　　1998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有效化解利益关系当作深化改革的重要前提，“改革越深化，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正确地统一和结合起来……”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从协调利益矛盾与冲突角度，胡锦涛同志提出用“五个统筹”的思想解决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突出的利益矛盾问题。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近来，中央领导同志将“协调利益关系”列为领导干部的执政本领之一。

　　而对国家和人民利益“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官僚型既得利益集团，则要坚决给予否定。来自中央的声音是，我们党绝不允许搞剥削阶级政党及其统治集团所追求的那种既得利益，也绝不能成为那样的既得利益集团。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最大程度地堵塞以权谋私的漏洞。

　　有关专家指出，党中央对利益集团问题保持着清醒头脑，对其利弊有着冷静的判断。

　　“统筹兼顾”促进合理博弈

　　正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及时提出用“统筹兼顾”的思想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利益关系。对此，张宇燕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给予了政策解读。他说，“决策层提出‘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一方面是承认各方利益存在这一事实，另一方面说明这些利益有时候是协调的，有时候是矛盾的，需要统筹兼顾。”

　　按照他的理解，“统筹兼顾”此时的含义，就是要设计出一套规则、制度或社会规范，让各方面利益，包含地区利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等，无论是群体、地区、部门、企业还是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服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承认其利益，甚至鼓励实现其自身利益，但是要服从国家设计的制度规范。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曾经受教于利益集团研究权威、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曼瑟奥尔森的张宇燕举例说，一个利益集团谋求自己的排他性利益是很自然的事情，“比如本地有啤酒厂，通过游说本地政府对外地啤酒进入进行限制，从其自身而言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如果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实施偏袒性政策，那就有问题了，因为这样做破坏了竞争的基本原则，形成了垄断，还可能滋生腐败。”

　　集体行动理论有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经济发展的快慢和利益集团追求狭隘利益的行为有很大关系。如果对利益集团的有害行为不加以约束，任其无限制地发展，它就会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惜危及整个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如果一个国家充斥着大量这样的狭隘利益集团，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掣肘。

　　因此，在张宇燕看来，国家的兴衰、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繁荣和谐，就主要取决于制度设计的好坏和制度贯彻的力度，“其中核心制度就是那些与国家相关的制度，也就是中国的人大(立法)、高检高法(司法)和国务院(行政)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及它们在现实中的执行。从国家的角度看，它们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规范利益集团的行为。”

　　这个过程中，他认为，制度设计者一定要注意到，如果没有建立合理的利益集团博弈机制，就会带来扭曲的激励，从而造成经济不协调，这“就像一些人冲进了一家陈列许多精品的瓷器店，如果大家协商还能一人多分得几件，如果哄抢则最后打碎的肯定比抢到手的还要多。集体行动理论奠基者奥尔森的意思就是，齐心协力而不是相互拆台彼此掣肘，大家的利益就能够得到保证，从而经济也就能够得以长期协调发展，否则等待人们的便是经济停滞甚至倒退。在这个过程中，关键的是要有一套好的规则，让总是力求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或集团，在这样做的同时也能够为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作出应有贡献。”

　　所以，张宇燕认为，“人们通常所说的‘德政’或‘仁政’，大致就是指所设计和实施的规则或制度，能够合理有效地规范既得利益集团的偏好和行为，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改进。其实，经济学家的最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帮助设计出这样的好制度。”

　　“‘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至少有双重含义，其一是通过体制改革，在不损害任何个人或集团利益的情况下增进其他人或集团的福利，这也就是经济学中常说的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制度变迁；其二是对那些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个人或群体进行补偿，同时增进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福利；其三是对那些追逐局部利益时严重损害整体利益的集团实行强制性监管。”

　　比如手机充电器，即使原来的充电器完好无损，国内目前更换手机时还是必须购买配套的充电器。为什么充电器不能有统一的端口？为什么手机充电器不能单卖？全中国目前有几亿手机用户，每年有数千万人要购买新手机，如果手机充电器统一标准且不随机买卖，一年能节约多少资源呀？想想看，做到这一点非常简单，只要国家统一规定就行。但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没做这件事？其中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生产手机充电器的企业已经成为既得利益拥有者，从而会竭尽全力维护之。

　　“关键是政府在‘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时候要深谋远虑并且决心坚定。”张宇燕认为，今天的中国还大量存在着不损害任何人而惠及全民的机会，或是仅损害极少数人的不当利益而造福社会的空间。前者如制订马路“右行”这样没有任何人受损、但每个人都会受益的“帕累托改进”规则，后者如手机充电器这样的案例。“我们完全可以先从这些方面着手来统筹兼顾多方面、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利益。”

　　在他看来，对于垄断性质的利益集团，“统筹兼顾”就是保证在国际竞争中国家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通过制定一套严格的法律与行政监管规定，将其对国内市场有效性的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对于那些官僚性质的既得利益集团，则应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断权力和金钱之间的利益输送渠道。对于那些冲击既得利益集团的不当既得利益的“新兴”利益群体，政策上一定要大开方便之门，让更多的人参与博弈，以求鼓励竞争、增进社会福利。

　　“‘统筹兼顾’要做的就是不断挤压利益集团的负面作用，放大其正面效果。达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之一，就是政府通过法律或规则，鼓励新兴利益集团的出现，缩小既得利益集团的规模，减弱其在市场上的影响，形成众多力量的合理博弈。”张宇燕最后说，“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汉名臣贾谊在《治安策》中，就给出了剔除既得利益集团不利影响的根本性或原则性思路：‘欲求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少其力。’”(王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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