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省级驻京办事处有52家、市级有520家、县级则达到5000家，而我国县级政府才2000多个？为啥驻京办比县级政府的数量还多，为什么驻京办事处多如牛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地方政府，都在通过驻京办跑钱。”今天，民建天津市主委、天津市和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成中委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欧成中委员在和平区人大分管财经城建环保工作，而审查财政预算是人大的一个重要职能。他发现，我国财政在转移支付上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这反映到实际工作中，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跑部钱进”，这已成了各级政府争相设立驻京办的一个动力。

　　“跑与不跑到底有啥区别？”欧成中委员曾经专门问过一些驻京办人员。对方形象地说：“如果上面给100元钱，坐在家里，等到手只有36元，自己主动出来跑，可以多拿64元。”

　　跑与不跑，其区别竟然有这么大。于是，“跑部钱进”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也直接派生出许多不正之风。以至有人说，现在用在跑钱上花的钱，有时比要到手的钱还多。“这对政府形象、财政体制改革、干部队伍都会带来负面影响。”

　　欧成中委员认为，跑部之所以钱进，与现在的财税体制有关，也与在专项支付中存在的“撒胡椒面”式的转移支付方式有很大关联。据国家审计局披露：2006年，使用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支持的项目多达44149个。其中，10万元以下的拨款项目，就有8825个。不仅如此，财政转移资金使用效果，也缺乏刚性监督和绩效审计。这直接导致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政府间转移支付主要指中央政府财政资金对省的转移支付，同时也包括省级财政资金对市、县的二级转移支付，以及中央政府财政资金直接对地、市进行的转移支付。通俗地理解是用发达地区收上来的钱来支援落后、贫困地区的发展，其目的是协调地方经济发展，缩小地区贫富差距；实施宏观调控，均衡各地财力，实现全国范围内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建立起来的”，欧成中委员介绍说，1994年前，中央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约占财政总收入的20%左右。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形成了财税收入向上集中的格局。中央一年可调控的财政资金约占总财政收入的60%左右，地方可调控的财政收入被压缩到40%。

　　“地方可调控的资金少了，但花钱的地方多，于是‘跑部钱进’的现象就越来越突出。”欧成中委员分析说，目前财力型转移支付做得比较规范。如国家对农民种粮进行补贴，只要报亩数，就知道补多少钱。不规范的主要是专项转移支付。据了解，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涉及的门类多达239个，专项补助资金额约占财政转移支付总额的64%。

　　“‘跑部’之所以能‘钱进’，一方面在于专项补助资金分散在中央许多部门手里，钱应该给谁，为什么给，给多少？没有统一标准。资金流向透明度不高，随意性很大。”欧成中委员说，另一方面，与我国目前对转移支付缺乏立法，没有监督有直接联系。

　　据统计：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2005 年为7733 亿元，2006 年为 9557.2亿元，2007年则达到13991亿元。这还不算省一级政府对下面的转移支付。

　　“对这么大一笔钱，因为没有相关法律规定，人大无法进行有效监督。”根据国家审计署提供的信息：2005年，中央财政对20个省拨付转移支付资金7733亿元，其中编入地方预算只有3444亿元，当年有56%的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游离于地方财政预算之外，脱离各级人大的监督。

　　欧成中委员说，转移支付是一种国际通行的做法，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也采用这一做法。但是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都有法律对转移支付作出明确规定，国会也进行严格审查监督。而我国对转移支付的立法显著滞后。

　　欧成中委员介绍，“我国有《预算法》，但对于转移支付的问题没有涉及。后来出台了《监督法》，把转移支付的监督问题提了出来，规定财政转移支付情况应向人大常委会报告。这是一个进步，但其相关规定还比较笼统。”

　　现行的规范性文件是财政部1995年制定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作为部门行政规章，难以保障制度的稳定性，执行的科学性，监督的权威性。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欧成中委员说，“因此，我们建议：为使政府公共资金支付管理尽快达到统一、规范、透明的目标，必须加快《财政转移支付法》的立法工作。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各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内容、安排规模、适用范围、绩效稽核、监督方式、处罚规则等。杜绝眼下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监督缺失，不正之风滋生，使用效率低下的乱象”。(潘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