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8日电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在《瞭望》新闻周刊撰文指出，中国的政治改革伴随着经济改革全过程。

　　文章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始于1980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就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问题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并且分析了党和国家现行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弊端，以及产生这些弊端的社会历史原因。

　　这篇讲话进一步提出了党和国家要逐步实行的重大改革措施：如建议修改宪法、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实行党政分开、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各企事业单位要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等等。这个重要讲话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成为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也成为我国1982年宪法起草的指导性文件。

　　1982年宪法的全面修改可以说确立了新时期党和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的纲领和蓝图。宪法是国之重器，世之经纬，更是党和国家一些重大领导制度的法律规范。经济领域的重大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在宪法中反映出来，1982年宪法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先后进行了四次修改，绝大多数条款集中于总纲部分的所有制和经济政策条款，而1982年宪法确立的政治体制得到贯彻和实施，经受住了历史考验。

　　1982年中共十二大之后一直到2007年的十七大，历次党代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党的思想旗帜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治国理政的方式也获得法制化的提升，“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庄严地载入宪法，成为执政党的治国方略。十七大之后，“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已经成为下一步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时代“集结号”。

　　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也成绩显著，例如建立离退休制度，逐步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干部任期制，并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了任期限制。此外，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顺利接任，并在党内逐步形成有约束力的惯例。又如，取消党与政府重叠的“对口部”，并从宪法和组织法上予以杜绝。不断完善人大会议制度，实行电子表决制度，不再“举手通过”；加强审议职能，充分发挥其职能特别是立法职能，探索人大常委会专职常委制度，加强民主法制建设。1982年以来多次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机构臃肿和冗员问题，不断从组织管理上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同时健全公务员制度，实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大力推进司法制度改革，从2002年起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建设专业化的司法队伍。不断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职能和作用，选任优秀的民主党派人士担任政府部门正职，例如万钢和陈竺分别担任科技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从多方面探索和建立健全反腐倡廉机制，确立了巡视制度，加强党内监督，等等。

　　此外，在党代会上逐步扩大选举差额比例无疑是发展党内民主的有效方法。党的十七大为全党作出了表率。十七大“两委”委员选举差额均超过了8%。提名十七届中央委员人选221名，差额数17名，应选204名，差额比例为8.3%。提名候补中央委员人选183名，差额数16名，应选167名，差额比例为9.6%。提名中央纪委委员人选138名，差额数11名，应选127名，差额比例为8.7%。与党的十六大“两委”选举差额比例在5%左右相比，十七大进一步扩大了代表的选择权。

　　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也在不断探索改革之中。中国新一届省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职数比上次换届每省减少3职，与上届相比，这次换届人大、政协班子退出人数增加了174人。同时，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进一步扩大，党政交叉任职由上次换届时的平均2.3人/省，扩大到平均2.9人/省；任职年龄界限逐步规范，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平均年龄比上届下降1.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