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报告第一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作了全面阐述，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个根本问题的再一次庄严宣告。

　　●在创立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的三个“公式”

　　回顾历史，自1516年托马斯·莫尔出版《乌托邦》、1827年11月“社会主义”一词在英国欧文主义的定期刊物《合作杂志》中第一次出现以来，世界范围内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就绵延不绝。在创立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也都曾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出过探索和回答，这些探索成果可以概括为关于社会主义的三个“公式”:

　　第一个“公式”: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生产的计划调节＋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是马恩关于未来社会面貌的大致设想，这个“公式”主要是从“特征”的角度对未来社会作出描述、是以英法德等西方国家为蓝本的，而且是以“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即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条件的。但是，后来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并未首先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成功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中国等非西方国家，这就使得马恩的设想与实际、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但可贵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提供了一个认识和思考未来社会面貌的方法论原则，这就是必须从“经常变化和改革”的角度、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来认识社会主义，而不能寄望于“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20页；第37卷第443页)。

　　第二个“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这是1918年列宁在探讨苏维埃俄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个著名公式(见《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页)。到了1920年底实施新经济政策前夕，列宁进一步把建设社会主义与发展大工业联系起来，以更加简明的语言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公式(《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列宁的公式包含三大要义:一是强调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国家政权；二是强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发生积极的经济联系；三是强调发展高度的社会生产力。这三大要义在后来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都有进一步的丰富和展开。但遗憾的是，随着列宁的过早去世，这些探索未能继续深入下去。

　　第三个“公式”，即斯大林的公式: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元化意识形态。继列宁之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或称“苏联模式”)。这个模式，既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合理发挥和创造性运用，也有对马恩个别论断的教条主义的曲解、附加和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作为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一度成为社会主义的“样板”，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我们党认识和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影响最大的，是斯大林的公式

　　以上三个“公式”，对我们党认识和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曾产生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斯大林的公式，一度成为我们党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依据和蓝本。1956年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也曾试图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框，“提出自己的一套”(毛泽东语)，但从后来的实践看，我们不但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反而在一些方面固守了“斯大林模式”，甚至把斯大林模式的某些弊端发挥得更为充分，认为在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斯大林模式”或“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搞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搞越纯越大越好的公有制、实行各方面的高度集权、实行完全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等，否则就是搞修正主义。超越阶段、急于求成、僵化停滞、教条地片面地割裂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断和个别词句，脱离国情和时代发展潮流，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多次发生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十年“文革”造成空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更是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恩社会主义的一些个别论断和结论，作了“修正”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冲破“左”的教条主义禁锢，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党的十二大上第一次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命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在这以后，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逐步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面对一段时间以来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新的糊涂认识和错误观点，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内涵最权威、最全面、最明确的表述。据此，如果也用一个“公式”来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致可以描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发展生产力＋初级阶段国情＋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先进文化＋社会和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代中国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创造，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因而绝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翻版”，更不是所谓“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是过去我们曾反对和批判过的“修正主义”？对此问题，应该做这样的分析:如果不把“修正主义”完全当作一个贬义词，而是看作从实际出发，看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看作对马克思主义个别论断的否定和抛弃，必须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实对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个别论断和结论作了“修正”和发展。但另一方面，如果仍然囿于僵化的理解、把“修正主义”当作纯粹的贬义词，认为“修正主义”就是全盘抛弃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应该说我们现在做的又不是什么修正主义，因为我们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作者曹普 系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